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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耶稣:你们将赢得这场灵魂的争夺战 因为不需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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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耶稣:天空将会剥落,仿佛屋顶被打开了。
· 你们的耶稣:天空将会剥落,仿佛屋顶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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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荒


   
   
   
   

   笔者在信仰之旅上将自己定位为“追求者”;这样我为自己划定了一个较宽的范围。
   
   我会犯错,因为我是“追求者”。 (所以,抓住“悔改”诗篇51篇,是我的功课。)
   
   我会冒险,因为我是“追求者”; (其实,我已经够胆小的了。)
   
   我会“讲真话”因为我是“追求者” (其实,我已经够虚伪的了。)
   
   我会“怀疑”,因为我是追求者。 (经过我质疑过得“经文”,成为我的生命)
   
   当然,做“追求者”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的。因此,我对地位名气没有什么非份之想。
   
   许多年前,我与一位朋友谈及“上帝”与“文学”,那时,我们还是文学青年。朋友问我:“如果要你选择,你选择上帝还是文学?”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文学!”
   
   在那些“禁书”“噤声”“禁言”的年代,文学就是我的“上帝”。我与那帮青年是偷看“禁书”的老手了。可以说,整个少年青年时代,我就是一个偷吃“禁果”的人。
   
   因为长期偷书看,留下一个"后遗症"-看书飞快,常常慌慌张张的。有时鬼鬼祟祟的。生怕谁要来夺走我什么似的。可以抛弃胭脂口红,可以抛弃值钱的衣物,可是哪怕一个纸片,都不舍得丢掉。
   
   最早偷书看,是文革刚开始。那时,我刚刚受到教导主任童沛霖的青睐,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班,提名把我叫到教导处,找我谈话。
   
   我的教导主任象个大知识份子,谢頂,一脸络腮胡子。戴一副棕色的眼睛。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很有威严。
   
   他对我说,你的成绩很好,要好好努力之类---
   他郑重其事地发给我一张给优秀学生的图书证-持有这张图书证可以与教师享受同等权利。进入老师的图书馆借书。
   
   我羞怯地站在他面前,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感谢的话一句都说不出,但是心中可乐啦。象我们这类一出生就打入另册的“黑崽子”能享受这个殊荣,不是靠拉关系,靠拍马屁,就是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那种“荣誉感”是健康的。是享用不尽的内心珍藏。
   
   可是,我还没有高兴几天,文革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教导主任童沛霖是第一批被批斗的“学术权威”。至今我清楚记得: 那个炎热的夏天,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麻纱短袖衬衫。红卫兵把墨水从他的头顶上倒下去。顿时,他身上黑白分明。流淌的墨汁象几条蚯蚓从他的脸上,眼睛上往下流窜-----
   
   但是,童沛霖老师满有尊严地站在那里,任人凌辱。“尊严”在凌辱中彰显出来的时候,真是越发显出他的“尊贵”啊。
   
   红卫兵运动就是肆无忌惮地辱人烧书。
   
   尽管那个年头,所有的书籍,都被定罪为“毒草”。但是,读书是我的本能,书是我的食粮。我的水。不看书,我就活不下去。
   
   我每每在红卫兵烧书之后,跑到灰堆边,左看右看,直到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从冒着黑烟的灰烬里去抢救残页,然后藏在书包里,跑回家,避开家人,把一页一页的残文拼凑起来,吃力地看那被烧毁的文章--被烧毁的部分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去构思各种画面“补白”。以后,当我写文章时,就习惯于造些断章残句,文章留白--让读者去发挥想象力共同完成这篇文章。
   
   记得有篇小品文译自苏联的刊物叫“勇猛的少校”,尽管是一篇烟熏火燎过得文章,但是她无比美好。她一直伴随着我度过荒寂的青少年时代。
   
   后来下乡了,有一次在兵团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什么会议的招待所认识了一位朋友徐乃建-虽然她才“初一”就遭遇“文革”,但是她的文学素养和鉴赏力非常深厚,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爸是南师的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训钴学专家。
   
   文革中的一个政策,为了批判“封,资,修”,有些特别恩准的人,可以借书。她就用她爸的图书证去南师图书馆借书,每次回南京,她都会带一批名著回来,让我们悄悄地在地下流传,限时还给她。她借的书都是属于世界名著,尤其是十九世纪的那些俄国,法国,英国的文学名著。
   
   这些“世界名著”一下子就把我从“阶级斗争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毒化中救了出来,也由于国情的诡谲,黑暗,怪诞---我们就靠着这些“世界名著”来矫正我们的感觉,思想----将我们的感觉,思想提升到与我们的当年的年龄,经验不相称的高度。
   后来我回城了。被分配到一个小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有个装订旧书的车间。别人抢着要到印刷车间去学技术。我却要求领导把我分到这个“刷胶水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很多是聋哑人也有盲人,肢体残缺的人。然后,就是我们这些“黑五类”; 家里是“学术权威的”;是“地,富,反,坏,右”的;是“走资派”的--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破旧的精装旧书的车间真是我年轻时的乐园啊,那些单纯,善良的社会底层人,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黑五类”在那五年间给我留下多少温馨的记忆。
   这个车间做的工作就是把图书馆的藏书拿来修裱。
   
   第一天被车间主任带到这个车间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一伙聋哑人冲着我打手势,挤眉弄眼地围住我,十分友好地为我端茶倒水。
   
   我看到一张一张长条桌上摞着一排一排的“旧书”,整个车间到处是书。都堆堆的高高的。象一幢幢楼宇,我的心乐得快要跳出胸口了。
   
   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啊。竟然在这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从此我置身于文山书海之中。我也不知道那年头的天下竟然还有特例,竟然还会有没被毁掉,烧光的图书馆和书籍。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一个围裙,坐在条桌的桌口,刷胶水。我的师傅是一个从山东乡下来的随军家属。我一边哼歌一遍飞快地在为书脊背刷胶水之前。翻开书,看书名,看书的作者看简介--看到忘情,师傅就大着嗓门笑我: 你这是刷胶水还是吃书啊!当心别把胶水唰到脸上去哦。
   
   可是那些书因为是流水作业,从我手上流过,就编号流走了。我只能轮到那本看那本,功夫练到---到手一本书就可以准确地翻到最值得看得那一段。
   
   后来我想这不行,光看着书名和片段,却看不成书。那些书名把我弄得心急火燎的,欲罢不行。于是,下班后,我就不走了。留在那里看书。
   
   在那个书荒的年代,不要说好书,连张纸片对我都是个宝。我还真的连个纸片都不放过。我最重视的,除了文学名著,就是保密的台湾书刊和“内参”那些关于国共两党内战-关于蒋介石与他的旧部退台后的检讨;回忆录;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在当年看来的秘密---每天看到晚上八九点才走。
   
   后来,我发现车间里有两个师傅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常常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晚间的车间。说是要加班。那个女师傅打扮的漂漂亮亮,身上散发着劣质雪花膏的味道。浑身春意盎然。
   随着切纸机的声音,两人在那里打情骂俏,二嘴晕话黄话,在昏暗的车间里抛来抛去---
   
   他们影响我看书,我也影响了他们偷情。我只好抱本书跑到车间后面一个小夹间里。
   
   那个小夹间要侧身才能挤进去,里面堆着一些杂物,尽头有张布满灰尘的桌子。我就在那里借着从车间透过来的微光看书。那种看书的速度,只能说是生吞活剥。随时准备着被抓走似的。小夹间鬼影憧憧,十分昏暗吓人,要不是那两个“宝贝”从前面传过来的打情骂俏声,我还不敢待在那里。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晚上,又冷又饿。那两个“宝贝”又不可能每晚都跑来聚会。
   
   我就开始“偷书”回家看。我从每天从我手上流过得书中,悄悄留下事先选好的书,记住编号,下班前偷偷装进书包里。这件事,通常是在周末做最好。这样我可以赢得一个周六的晚上,一个周日的白天和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周一带回车间放回原处。
   
   这真是我在患难年代的艳遇啊!
   
   可是有一天,我把日子给算错了,没有按算好的时间放回原处。那天小组长要出货,在数书。数来数去,少了一本。她大声地在全车间叫,问是谁拿了一本书。车间乱哄哄的。开始我也没注意,小组长在说什么。直到她走到我面前。问我:小吴,你有没有看到一本书:《红与黑》?乍然被她一问,我的脸“唰"地红了。别提多狼狈了。
   
   我的师傅当然看出来啦。她马上为我打圆场。我的师傅姓田是山东人,是个朴素的随军家属。我的小组长姓彭是四川人。
   
   田师傅用她的山东大嗓门故意转移话题,笑骂小组长,小组长彭师傅是个小矮个子,被我师傅取笑,也不生气。却反唇相叽,大声地与我的师傅笑骂,一个用山东脏话骂,一个用四川脏话回骂,谁也听不懂谁的。一直骂到下班。惹得大家笑翻。
   
   下班后,小组长彭师傅把我叫到一边,一脸歉意地安慰我,我没吓着你吧?哎你怎么不早对说呀?你喜欢看书啊? 以后啊,我特准你带书回家看。不过别忘了时间就好了。
   
   有趣的是,自这次“偷书事件”之后不久,老车间主任张师傅,新车间主任潘师傅和那位四川小组长彭师傅一本正经地来找我谈话。
   她们通知我:经过车间干部讨论,一致同意提拔我当车间统计员。协助车间主任工作。车间主任潘师傅是位从苏北农村来的随军家属,党员,但不识字。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车间的“二老板”。帮助车间主任管理一百来号人。
   
   我是个一向主张“无为而治”的“甩手掌柜”。我的策略是,给各小组长“放权”,又从来不在车间主任面前“逞能”,不让车间主任觉得自己是个“文盲”而自卑。
   
   自然,“不识字”的潘师傅,在一个精装旧书车间当一个车间主任本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不要说是“文盲”,就是有文化也不见得能当好,“旧书”还得了--多少专业知识在其中!
   
   我们车间有一个“择帽老右派”,他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树叶掉下都怕打到头,但是,他又生怕领导上不用他,自然老右派有一肚子墨水。我就委托这位老右派专门解决车间主任的“不识字”的问题。
   
   另外再重用两个---虽然是黑五类,但是一肚子学问的--下放老师,让他们坐在“总校对”的"把关"位置上。(奖金会比别人多几块)
   
   这样各就其位。如果有什么“政治问题”就归到我头上好啦。当然啦,潘主任虽然是“文盲”,但她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如此善待她,她对我也很好。
   
   从此我就不用整天坐在哪里刷胶,可以整天在车间逛来逛去。还可以跑到厂部其他车间去。算奖金时,尽量帮助每一个人-多拿那怕一分钱。尤其关心那些盲人,聋哑人,残疾人。大家都很喜欢我。
   
   从此,我不用晚上坐冷板凳,又冻又饿地偷看书了。可以把书带回家看了--我不就最在乎这个吗?
   
   回想起来,岂不是上帝很奇妙地安排吗? 在美国物质主义堵塞人心的环境里,那个小破车间更值得我回味无穷。那真是我的乐园啊,那车间的人们--车间主任也好,小组长也好,残疾人啊,聋哑人啊,落难的公子小姐啊,岂不都是我的天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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