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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接上期)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前因后果
    (二)
   小腐败小发展——中国私营企业的兴起
   
   关于中国经济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者都一致认为:是由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也是与事实大相庭径的。其原因是:根据中共至今还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依照这个原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应该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后天决定的,而不是先天决定且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中国后一个30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都是在保持上层建筑(政治体制)不变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换牌游戏”,也可以说是“经济游戏”。而这种游戏说白了,就是用生产力的发展去反对上层建筑。由此足以见出,中国经济自它兴起之时起,便是以不断打破和颠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桎梏,才逐步走兴盛的。因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首先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是由生产力自下而上去推动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而这个“推动”过程,就是生产力在迫于发展的情况下,不断向上层建筑非法输送利益,进而形成一个权力与生产力共同发展的利益链条和政治格局。而正是这个极为重要的关键点,正是腐败产生的体制性原因和致命根源。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充分条件和必要前提。以此从反面证明,如果中国模式存在,就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或者说,如果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就没有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奇异的是,这个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还被奉为高校的理论教材,没有人敢以质疑。
   
   举例来说,比如安微阜阳小岗村农民之所以冒险签订“包产承包合同”,就是反抗这个压制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而展开的斗争。比如城市人为了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私下进行的集市交易活动,就是反对“投机倒把罪”这一法律法规,而展开的斗争。这一切,均真实有力地证明后30年的经济中国,并不是上层建筑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它严重阻碍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被迫一步步与之艰难斗争的结果。对此,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80年代就指出,中国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学。而他所说的政治学,既非古希腊哲学关于研究和探讨社会公共事务如何治理的学问,也非现代文明社会关于研究和探讨政党与政党之间,政治家与政治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如何在管理国家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的学问,而是在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所进行的各种无规则游戏。这种无规则游戏,被旅美政治学者冯胜平一语道破天机,曰之为:“中国现在还在玩野蛮人玩的游戏”。但不幸的是,经济中国正是在这种野蛮人玩的游戏中,所展开和进行并走向崛起的。
   A、关系开辟市场——中国私营企业的艰难起步
   众所周知,中共自建政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彻底消除了任何私营经济的存在,只剩下中央企业和地方集体企业两种经济实体。实际上,也就是把市场国有化,国民生活集体化。其中包括旅馆、商店、饭店等服务型企业,也分别被国家给垄断了。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没有私营企业这个经济体存在的。而它的贸然出现,并不是那个“红头字文件”恩赐的,而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千百万知识青年回城的就业压力之下,所被迫作出的一个临时安抚政策。即,由于知识青年的大量回城,城市待业人口迅速攀升,劳动部门已经找不到就业渠道。于是,为了缓解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不得不牵头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企业。其形式有民政部门办的,街道办的,厂矿办的,学校办的,医院办的,俗称:大集体或劳动服务公司。但更为普遍和直接的做法,是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主创业。
   
   但正是在这个知识青年回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当时矛盾并不特别显著的社会分层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过去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和红五类出身的子女,由于受到父母政治问题上的牵连,也被迫成了知识青年大军中的一员。而现今,他们的父母已经大多官复原职,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个人的努力,便轻松地走进了各级政府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可与他们命运截然不同的是,那些父母手上无职无权的子女,不是进了国营企业,就是进了所谓的集体企业。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也就是被称为“黑五类”的子女和政治表现不好的子女,及其少数劳教人员,却普遍处在“天天找工作,工作无着落”的求生困境之中。直至最后,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干起了各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行业,也即俗称的“个体户”。
   
   而问题的另一面,正由此渭分明地显露出来,并始终左右和困扰着后30年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格局。或者干脆说,我们今天面对对的诸多中国问题,其实都与这一知识青年回城问题有关。因为事实上,知识青年当时回城后,国家并没有一个公平、平等的安置政策。而是根据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地位,来决定个人命运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即:那些走资派和“红五类”的子女,由于父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几乎都进入了有权有势的单位和部门。比如今日主宰中国政治的“太子党”,“红二代”,就是其中之一。那些父母社会地位低下的子女,就只有进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去当工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在后来的“企业改制”中,成了被“扫地出门”的下岗工人。而与此俨然同的是,那些被社会淘汰出来的那一小部分人,却歪打正着,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站立起来,成了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由此而使后来的中国问题,进一步趋于复杂化:如今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最活跃的两个阶层:一为权力阶层,一为利益阶层,他们当初在起点上,其实并不是一路人。但极为怪诞的是,他们在后30年的发展中,却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一个的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由此折射出今日中国的一种社会存在问题:知识青年回城后,大多数人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只有极少数人取得了成功——而这,即是当代中国展现出的知识青年治国与窃国的政治奇观。
   
   再说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由于那种适宜商品生产的气候还没有形成。因此,当这些个体户最先走向社会时,几乎没有哪道门是向他们开着的。首先,国家在政策上没有给予什么优惠和扶持,在经济也没有给予什么支持和帮助。而他们即便办个服装店、糖酒店、饮食店、食品店之类,少则需要几百元,多则几千元钱的本钱投资。而这笔钱在那个时代,对他们这类家庭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的事。于是,他们在无奈之,只有从亲人和朋友那儿去拼凑,或是私下去高息贷款借贷。一句话,他们那时的真实处境就是一群无爹无娘的孤儿,孤立无援而无处求助,就别说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了。即便当时的社会,由于生活资料普遍处于遍匮状态,只要有东西卖,哪儿都是市场。然而,由于各种政策和法规,还是几十年前反对商品生产那一套,他们无论干什么或经营什么,都要受到各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因而每走一步都步履踉跄。
   
   因此,他们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向这个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进行“曲线斗争”。其实,也就是在正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迫去走邪路。这个邪路,就是搞人际关系,也就是关系开辟市场。换言之,就是搞中国封建官场那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而根据这个“潜规则”下的“明规则”,如果要把不能办的事办成,就必须与那些管理政策和法规的人搞好关系。否则的话,就是再好的生意也做不成。进而言之,这个关系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没有这个关系就没有市场。可实际上,搞好这个关系的过程,就是一个向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行贿的过程。虽说那时政府官员还处于“被腐败”时期,贪欲的胃口较小,只需送上好酒和好烟之类的东西,就能够办成事情了。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愿意为之的事情,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有损他们自尊心和尊严的事情。因为这其中,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不得不通过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去接近这个关系。比如找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战友的战友,老乡的老乡,同事的同事等等。其实,也就是用关系去找关系,再用金钱去搞好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80年代初最早那批涉足商海的个体户时,便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些人际关系搞得好,又精通“潜规则”的人,几乎都成了富甲一方的民营企业家,而那些不会搞人际关系和不愿搞人际关系的人,几乎都成了商场上的失败者。由此见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市场和命运。
   
   而由此拉开帷幕的城市经济改革,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也未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和变革效应。因为当时的整个国家机器,还在按照毛时代的“老规矩”运转着,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因此还在依照旧体制的惯例,处处对他们进行遏制和压制。只是此时,由于个体户的逐渐增多,已经改变了商品流通领的匮乏状态。过去萧条的市场,开始繁荣起来。人们到街上吃饭,已经不需要粮票,甚至出差外地,也不需要单位证明了。而此时的个体户,经过几年来商场上的摸爬滚打,既学到了经商的知识,也积累起了一定的本钱。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一个发展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组成一个合法的经营实体:比如开办商场、宾馆、饭店,运输公司、建筑公司或工厂等等。然而,由于当时《国家公司法》还没有出台,他们要走出这极为关键的一步,实现由“乌鸦”变“凤凰”的梦想,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们在这种前门走不通的情况下,便只有去钻政策和法规的空子。这个空子,就是在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牌子之下,成立一个子公司。名曰:挂靠企业。所谓挂靠,就是名誉上是它的下属企业,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无论盈亏,都须按期向这个主管企业上缴经营管理费。这虽说是不公平的事,可在当时却是人人求之而得来不易。无奈之下,他们为了求得发展,便只有到处人求人,人托人,去找这个主管企业。实际就是要与这个企业掌握权力的人搞好了关系,事情才能办成。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由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之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把权力看成热的,把金钱看成冷的,而是纷纷醒悟了过来,把权力也看成热的了。因此,当个体户此时求助他们时,几乎都改变了态度,变得和蔼可亲起来。有的,甚至还反过来与他们套近乎,并由此结成了利益上的“特殊关系”。但实际上这个“权力”的“变脸”,并不是无私的,而是为了在其中谋利。据笔者所知的几个企业家透露,他们当时给“管家婆”的好处费,要比上缴的多多了。由此可知他们由个体户变为企业家时,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而这,正是政府官员由“被腐败”,走向“自腐败”的开端。但尽管如此,昔日处处受人白眼的个体户,现在毕竟成了企业家,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向市场了。以致到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时,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有90581户(注:至2014年,私营企业为560.4万户,占全国企业数量的78.3%。15年间增长了68倍多)。从而,为后来私营企业的大发展,闯出了一条阳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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