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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父亲:最货真价实的汉奸

转贴者按语:日军司令冈村在1940年的话:“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亦不在于政府要人的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内之二百萬抗日敌軍,而只在于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足见蒋公中正将军是真正的抗日中流砥柱!
   
   转贴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一个帖子:
   
   

   
    一、李敖的父亲:最货真价实的汉奸
   
    看看李敖父亲李鼎彝的简历吧,日军侵略中国14年(1931年—1945年),李鼎彝做足了14年汉奸:
   
    1899年,生于吉林扶余县。
    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吉林任教。
    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后,任伪满洲国吉林六中、伪满洲国吉林女子师范教师、校长。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任伪北平地方政府法部科员。并举家迁至北平(全家共19口人,一人收入居然可以养活19口人,李鼎彝做汉奸的油水之足,可想而知)。
    1940年,日军占领太原后,任伪太原禁烟局局长(李鼎彝做汉奸还能一路升迁,卖命程度可想而知)。
    1941年,以“贪污罪”被伪当局逮捕,6个月后无罪释放。不久辞职回到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这时期从事何职业以养活全家19口,未知。难道是贪污、积攒了足够多?)。
    1945年,回东北,任日军经营的吉林营城子煤矿总务处长(注:营城子煤矿是当年日军奴役中国劳工的主要地点,日军同时将战场俘虏的中国军人,包括国军、八路军战俘送往该矿挖煤。而与“禁烟局长”一样,“总务处长”又是肥缺)。
    1948年,东北解放前夕,举家南逃,先天津、后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继续南逃,抵台湾。
    1955年,亡于台湾。
   
    二、如果1949年后李敖留在大陆,结局会如何?
   
    如果1949年后李敖留在大陆,结局会如何?相信很多人想知道答案。我们不妨又先看看李敖的简历:
   
    1935年,生于伪满洲国哈尔滨。
    1935年—1948年,伪满洲国“官二代”。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随父亲逃离上海,赴台湾。
    1949年—1953年,在台湾省立台中第一中学读书。1953年,读高三时,受“恩师”、中共地下党员严侨鼓动,师生“密谋叛逃”(逃回大陆),严侨被捕,李敖休学。——顺带介绍几句严侨:严侨为中共党员,1950年受组织派遣潜入台湾;严侨祖父严复为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严侨父亲严叔夏(严琥)为民主人士,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严叔夏曾代表“福建协和大学”师生专程面访福建省主席李良荣,提出“政府对学生运动要宽容”等,福州解放后,严叔夏诗赞新政权:“明年春到花如火,锦乡江山万首诗”,1957年严叔夏被打成“右派”,1962年病亡福州。严侨在台湾被捕后不久释放,晚年皈依佛门并终日饮酒,1974年病死台湾,2005年获大陆追认为“烈士”。李敖曾著文《我的红色导师严侨》,对严侨在台湾期间的思想、际遇等,有详细描述。
    1954年,考取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因兴趣不合,主动退学,重新考取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
   
    李敖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著有《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胡适评传》、《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上下古今谈》、《李敖有话说》、《李敖语妙天下》等100多本著作,被一些人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自称“以嬉笑怒骂为己任”,经他抨击骂过的人超过3000余人,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
   
    ——根据李敖的简历,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如果1949年后李敖留在大陆,那么:
   
    1949年—1953年这一段,李敖会有两种可能的遭遇:一是因为其父的汉奸身份,被打入另类,或遭镇压,二是正因为其父的汉奸身份,其父得以进入新成立的政府任职(一般是政府的副职或“文史委员”、“政协委员”之类)或继续中学、大学任教师,李敖得以读完中学。——总之与老师“密谋叛逃”的事情不会发生,也没有必要发生。——如果万一与国民党地下党员“密谋叛逃”(逃往台湾),被捕后……呵呵。
    1954年,李敖考取大学。以李敖的“好学”,估计会是考取北京大学。再参考李敖的兴趣,李敖应该会选择北京大学历史系、或中文系、或哲学系。
    1957年,李敖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以李敖的性格,李敖应该会积极响应毛的号召,会“出洞”,“大鸣大放”或者仅仅是说几句大实话。
    1958年,李敖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前夕,因“疯狂向D进攻”,成为北京大学716名“右派”之一。因此未及毕业,李敖即被开除学籍,遣返原籍东北,在东北某屯(村)监视劳动,或被遣送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的夹边沟劳动改造(夹边沟虽然以收押甘肃“右派”为主,但据说也有北京遣送来的“右派”)。
    1960年,参考夹边沟3000多名“右派”中,活着出去者仅400多人这一数字,李敖估计已经饿死、或累死在夹边沟。
    1961年,假如没有饿死、或累死在夹边沟,那么,李敖会被遣返原籍东北,在东北某屯(村)监视劳动,继续改造。
    1966年,WG爆发,李敖继续以“右派”身份,并且另外加上其他身份(参考“李敖的简历”中列举的李敖著作书名),被反复批斗、被红卫兵、民兵以铜头皮带往死里抽,活活抽死;或者象他北大历史系晚两级的“右派”师弟沈元(1970年被处死)、中文系同班的“右派”同学林昭(1968年被处死)、哲学系晚两级的“右派”师弟黄宗奇(1957年被处死)、黄立众(1970年被处死),抽至半死后,被公开处死。
    李敖的同龄人(比李敖大1岁)、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级学生黄立众,仅仅因为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遣返原籍安徽无为县。1970年在家乡被公审、处死:
   
   来源: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经济观察报报道北大学生黄立众
   《1961年:一位大学生的悲剧》
   
    2012年02月03日 经济观察报
   
    有些往事,时隔多年,仍然会令你瞠目结舌。1961年1月28日,农历腊月十二,安徽无为县侦破的“劳动党案件”,就是这样的往事。
    根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刊载的署名谢贵平的文章——《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这件往事,在性质上,是一起反党反政府的暴动未遂案件。为防“劳动党”激起事端,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动用了两个连的部队,将8名阴谋发动武装暴动的骨干分子缉拿归案,同时缴获的还有一批物证:“劳动党党章”、“告全国同胞书”、“杀人条例”、斧头。
    这则故事之所以令人瞠目结舌,还因为故事的主角,暴动未遂案的首犯黄立众,曾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1956年秋天,20岁的黄立众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离开生他养他的无为县昆山乡。四年后,因为如实反映农村和农民问题,批评大跃进之类的政策,北京大学开除了他的学籍,将他押上火车,遣返故乡。遣返路上,这个落魄的秀才,将标明开除学籍的户口本扔进了长江。没有户口本,在那个年代是致命的,他在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间往返漂泊,一连数日,始终找不到工作。无可奈何,跳出农门的他,不得不重返农门,面朝黄土背朝天,务农度日。
    不知是不满北大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是为苦难农民找出路,在饿死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回到家乡的黄立众走上了组党暴动的不归路。
    自1958年至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其残酷程度突破了我们今天的想象力。黄立众组党暴动的无为县,饿死20余万人。没有饿死的妇女中,除了干部家庭的妇女,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
    如此背景之下,黄立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把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素养发挥得淋漓尽致,宣传暴动的言辞可谓雅俗共赏。论雅的,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论俗的,他编写歌谣:“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
    黄立众在“劳动党”组织初具雏形后,亲笔撰写《党纲党章》,制定《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列出准备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按照他们的计划,暴动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所幸发现及时,解放军出动,没有酿成大祸。在监狱中,黄立众死不认错,还写下“反动黑诗”,如“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
    起初,政府的“刀把子”似乎没有赶尽杀绝的念头。待到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形势骤然变得无比紧张,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不但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还扩大打击范围,判处10来个人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在故乡,黄立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牌子,被解放军执行枪决。迄今,凯迪网上还有一张处死黄立众的历史遗照,两个背枪的战士摁住他的双肩,他双腿跪地,抿着嘴,抬头向前,额上露出几道深深的皱纹。
    今天,我重提这桩如烟往事,不是为了让你瞠目结舌,夺取你的眼球,更不是为黄立众等人平反,赚取你的同情。秘密暴动,杀害干部,肯定是极端的,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探其动机,特别是那群准备跟着黄立众揭竿而起的农民,所反对的无非是饥饿,所追求的无非是生存的权利。这涉及到一个中国历史上讳莫如深的话题:公民有没有反抗的权利?
    早在100多年前,一个名叫梭罗的美国哲学家,就在他蜚声世界的名著《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言之凿凿地宣布,公民有权反抗政府。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当政府机构运作出现偏差出现失误的时候,公民有权拒绝与政府结盟。100多年过后,另一个名叫德沃金的美国法学家,在他影响法学界的名著《认真对待权利》中证实:如果政府行为不是为了公共幸福,人民可以起身反抗。
    援引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援引这两个美国人的观点,是因为我相信跟政府抗争是人民的权利,当然,权利总是相对的,对抗政府的权利也是需要受到限制的,起码,你不能以暴力杀害表达你的反抗。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可能也是这样理解的。1982年,该院以书面形式纠正了当年的判决,他们回复无为县人民法院道,“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但是,判处黄立众死刑,是量刑过重,属“冤杀”。至于响应黄立众号召的那群农民,该院宣告他们无罪,认为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是“不当”的,因为“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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