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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和大閱兵後中共的動向 

伍凡評論第462期 經濟衰退和大閱兵後 中共的動向 
   
   09-04-2015
   
   各位聽眾好,現在是《伍凡評論》第462期。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經濟衰退和大閱兵後,中共的動向」。

   
   國際輿論對中國觀察的焦點
   
   最近國際輿論對中國的觀察集中在兩個焦點。其一,由於中國進出口貿易的遽降、股災、人民幣貶值、天津大爆炸,和GDP持續下降等等所顯示出來的中國經濟正出現衰退;其二,93大閱兵的目的和中共軍事力量急遽擴張的動向。這兩個焦點,是相互緊密連繫的。
   
   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兩個支柱上面
   
   自從1989年6月4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大的支柱上面:第一個支柱是持續而強有力的經濟增長;第二個支柱是民族主義,或者如習近平所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兩個大支柱,缺一不可。
   
   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自由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一旦中國經濟增速減緩,中共當局就緊張。現在中國經濟正進入衰退狀態,中共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就受到了中國民眾的挑戰,這正是中共當局所面臨的危險局面。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的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國政治風險遠超過經濟風險」。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個風險:第一、經濟轉型不成功將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第二、將近有一億散戶股民因為股災而引發的憤怒;第三、在經濟壓力之下,可能產生中共對東亞和東南亞鄰國採取軍事行動。
   
   從2008年起,溫家寶一再警告,中國經濟是四不狀態: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長期的以接近GDP50%的巨額資金投資,而投資的回報率只有5%。如此低下又不合理的投資回報率,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就無法繼續下去。
   
   為此,溫家寶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進而推行真正的經濟改革。但是在中共高層中,沒有一個人回應。幾年下來,中國經濟是每況愈下,正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中國正滑入經濟衰退
   
   美國花旗銀行宏觀經濟學家和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威廉‧布依特爾(Willem Buiter)在8月27號表示,中國正滑入經濟衰退,如果中國領導人採取刺激消費的大型財政措施,有可能扭轉局面,但是受到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限制,他們不會做出快速反應,因此中國的經濟衰退將是不可避免。
   
   因為中國的財富不在民間社會,因此中國長期以來無法建立內需市場,至今中國民間社會的消費只占GDP中的37%,而美國民間社會的消費占了70%以上。這就造成了中國的實體經濟不能依靠中國15億人口民眾消費來支撐,而是要依靠國際市場來養活中國實體經濟的局面。長期巨額投資,沒有合理的投資回報率,那就必定會造成巨額的債務。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它的數據顯示,到去年年中,中國經濟債務的總額從2007年的7萬億美元,增加了3倍,達到了28萬億美元。去年中國債務總額和GDP的比例高達了282%,而這個比例還在不斷的上升,已經超過了德國和美國。
   
   2008年,在全球金融體系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中國再一次讓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並出台了大規模的國內刺激措施,以4萬億人民幣直接投資和15萬億貸款投入經濟,這些措施極大的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
   
   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需要進口龐大數量的各種資源,從巴西和澳洲的鐵礦石,到中東和委內瑞拉的石油,這些價格是連年上漲,昂貴的名貴高級品潮水般的湧向了中國市場,但是所有這些刺激措施所造成的後果是中國債務增加,中國鬼城、死城增加。
   
   為了增加GDP而瘋狂的造屋建城,最後是沒人住,這不是瘋狂嗎?是的,不但是瘋狂而且是荒唐已極,中共權貴達人們和高級代辦們都腰纏萬貫,把資金轉移到外國去了。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決定推行半調子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中國經濟每況愈下,中共當局如何作為來阻止經濟滑向衰退呢?從表面上來看,習近平上台以來試圖推動改革,表面有所作為。2013年11月12號,中共18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從這個60條的決定當中,可以看到中共在推行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就是強化極權,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控制網絡和輿論、鎮壓人權律師、打壓基督教和法輪功。
   
   而經濟改革也是沒有政治改革的基礎上的半調子的經濟改革,兩年來的持續經濟下滑而進入了衰退狀況,就可見經濟改革是失敗的。
   
   我們來看看,中共是如何處理經濟改革的?習近平在18屆三中全會上,做了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第一、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
   
   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
   
   上面習近平就關於這兩個作用的一個說明,儘管口頭上講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但是在實際經濟運作當中仍然是政府主導一切。
   
   中共政策制定者發現自己在市場和政府控制之間進退兩難
   
   8月28號在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亞洲版主編David Pilling的文章,他的題目叫:「中國在市場和干預之間進退兩難」。文章寫到政策制定者發現自己在市場和政府控制之間進退兩難。
   
   2013年中共18屆三中全會制定的經濟路線圖,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在實踐中政策制定者們令人心驚膽戰的在這兩者之間迂迴。他們推高了股市,結果只能讓股市跌下來;他們抑制了信貸,結果只能再次打開閘門擴大信貸;他們宣布要實施大刀闊斧的國企改革,結果卻是無所作為。
   
   如果從習近平身上去找線索的話,他表現出全面的控制欲,控制黨、控制媒體,無疑的也會控制經濟。到緊要關頭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眼中的技術官僚們,魯莽的長時利用市場力量的動作的話,那可能就要讓位給政府干預。
   
   使用人民幣貶值是因為在經濟危機中沒有別的工具可使用了
   
   為什麼中共當局敢於使用人民幣貶值這個工具呢?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時候都沒有使用,仍然把人民幣死跟著美元走,而這一次卻要離開美元呢?答案就在於中國已經處於靜悄悄的經濟危機當中,而沒有足夠的工具來應對這場危機,只能使用這個危險而沒有實際效用的工具,就是人民幣貶值,試圖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價格。
   
   在我看來,中共當局既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政府的主導作用,這兩個充分表現出來的就是進退兩難。左的方面是長期的國企投資,沒有回報率,走不下去了;右的方面,企圖利用股票來集資,集結融資投向企業,目前看來這條路也走不通。
   
   人民幣匯率也是這樣,開放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價格三天,馬上就跌了4。6%。那中共央行就慌了,馬上就拿出幾百億美金來收購人民幣,來抬高人民幣價格,這又變成了由政府主導來控制人民幣價格的局面。
   
   三中全會決定有市場決定性力量和政府主導力量,正在打架還會打下去
   
   這種既要有市場的決定性力量,又要政府主導力量的做法,已經在打架了,今後還會打下去。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指導作用不斷的打架,導致金融和資本市場的混亂,這樣的做法,會把共產黨拖垮,甚至把共產黨拖死。
   
   中共經濟已經步入了衰退,並且沒有多少工具可以應對,現在中共當局已經不可能像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和2008年那樣,展現出他們的魄力,大力舉債投資提高GDP。相反的,中共當局似乎也意識到,他們必須冒在國外掀起一場貨幣戰爭的風險。
   
   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就像火山一樣的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是對反腐運動的消極抵抗
   
   同時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就像火山一樣的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而且,中央不少部委也出現了同樣怠政的傾向。這是中共官員對反腐運動的消極抵抗啊!這扇門打開,形成風氣,就成為了眾多的中下層官員,他們倚著人多勢眾就吃定了中共當局,這個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對中共當局的另類反抗吧!
   
   事情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又持續下滑,而進入到衰退狀態,就必定會引發政治危機,這遲早必定會發生的。中國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狀態非常類似於40年前的日本和30年前的南韓。
   
   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在民主政體主導下經濟轉型成功;上一個世紀80年代,南韓經過光州事件之後,政治改革順利,經濟轉型成功啦!那麼中國在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政治改革中斷,經濟走上了共產黨官僚壟斷的模式,國進民退,至今經濟已失去了上升的動力,中國失去了經濟轉型的一次機會。
   
   經濟衰退使中共正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政治危機
   
   中共正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政治危機。其一,社會不穩定,並且日益增加。這個來自各個階層。富裕階層正帶著資金大量移民外國,對中國經濟傷害極大。中產階級當中一億散戶股民是怒氣滿腹啊,正等待發洩的時機。底層工人失業增加,生活日益困難。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怨氣沖天。這兩類人正是中共當局最害怕的顏色革命的基本群眾或骨幹。受迫害或受欺壓的民眾,是日益高漲的抗暴運動的重要的主角。環境破壞體和污染,是近年來群體抗暴運動的重要內容。
   
   另外,新疆局勢猶如一顆隨時將引爆的炸彈。中共拒絕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和在西藏執行真正的民主自治區政策,西藏地區也不穩定。這個與日俱增的社會危機的根源,來自於經濟危機,也有來自於政治壓迫和民族政策。
   
   要逐步的又根本的解決社會危機只有推行政治改革,包括政體和國際的改革,進而推動經濟改革。而中共面對中國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進行挑戰,下令「七不准」。大肆抓捕人權律師,對基督教和法輪功也不放鬆打壓,武力鎮壓上訪維權運動,武力鎮壓新疆和西藏民眾。長期以往,讓經濟持續衰退,而民眾維權抗暴與日俱增。其結果,是中共政權一定步蘇聯的後塵而滅亡。
   
   政治危機的第二方面,是來自於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九三大閱兵當中,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曾慶紅、賈慶林等人集體亮相。這表明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形勢有了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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