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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大饥荒的前前后后

青海省大饥荒的前前后后
   
   作者: 景元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极为严重,造成二十几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在这里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用几个数字写出来,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更残酷的是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段历史。 (注1)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产生在时间上应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会上,从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老人家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张国声书记亲自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从上到下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张国声书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文学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
   
    在此期间,主席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张国声书记他感到心急如焚。他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秘书王志敏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王志敏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国声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王志敏,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张国声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注2)
   
   虽然灾情己经严重,张国声调查时还未见到饿死人的现象(不能排除张国声调查地区外其它地区己有此种现象),对张国声的批判显然使青海省错过了避免大饥荒的最佳时机。至此,青海省大跃进的恶果进入第二阶段并最终开始显现。
   
   1960年初春,时任青海省常委、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 ,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两稀一干”,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工作组提交的“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者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注3)
   
   不久,青海省也随着党中央政策的调整开始放宽农牧区政策,青海省笫一书记高峰降职为省委书记(据文革资料讲:是因青海省委书记谭生彬上吿)。很快,新的省委负责人上任,此时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全部责任放在高峰身上,而青海省省长袁任远得到尊重。除有人调动外其余常委仍正常在职。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又于9月底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会议”上,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条子,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读了这个条子。康生通过对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康生任“习仲勋专案组”组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副组长。
   
   青海省省委常委王仲芳曾写道:“八届十中全会已揭发了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习就在西北小组,斗争非常激烈。杨植霖在会上揭发习手伸的太长,干涉青海省委的事,讲了张贵德的例子。也提出习与慕生忠、高峰等关系,这样就使青海省委常委会上的问题,同习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伟大指示后,杨植霖在西北小组上发言,慷慨激昂,大讲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贯彻不下去,三干会开后一年了,有些人就是不改,而且阻止纠正错误。等了一年,现在非整顿不可,否则第一书记不干了。刘澜涛当即表示支持,认为杨植霖这种革命情绪很好。”(注4)
   
   以此为开端,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前省委烂了,下面干部也烂了,顶少要处理60%~70%才行,青海要重新建党。”此时省委十七个常委有九个被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其中四位(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薛克明)定为“习仲勋安在青海的黒钉子” ,“定时炸弹”。被处理和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斗“臭”后调往外省摆在一边长期不安排工作,如朱侠夫、谭生彬。)的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达120人左右,占到这类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六州一市第一书记全打掉,四十二个县委书记被处分撒换了三十九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案件达十六起;即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刘泽西“反党集团”;龚福恒、南世荣、尚志田“反党集团”;西宁市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农林厅以郝仲升为首的“反党集团”;省法院以扬子蔚为首的“反党集团”;省外贸局以郝怀仁为首的“反党集团”;省药检局“反党集团”;省人委办公厅“反党集团”;西宁三中“反党集团”;省广播事业局“反党集团”;西宁市商业局“反党集团”;祁连县“反党集团”;尖扎县“反党集团”;化隆县“反党集团”等等。还有轰动全国的海晏县特大贪污集团案件。以上涉及的干部达千人以上,最大冤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案”,仅此一案又涉及上千人。监委副书记杜华安讲:“全省共有七万二千多名党员,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仅脱产党员受处分的竟达六千八百余名。”
   
   农村问题更多,刘澜涛和青海省委负责人提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 ,“四清”时大搞基层干部,甚至社员群众。不仅打击面大,更是自杀案件层出不穷。如湟源县自杀死亡41人,刚察县自杀死亡27人。运动重点县乐都县、湟中县自杀的人明显更多(文革中讲湟中县此时自杀三百余人),青海省各县人数不多,如按人口比例计,自杀人数可谓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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