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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省长为被告案已有25年历史

郑恩宠点评:
    上海当事人以市政府、市长为被告的案件并非第一起,媒体公开的各省、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例年年有。若律师为代理人到法院交诉状,成功率比公民代理不知要高多少倍?立案难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府原因,有法院原因,有当事人不要律师而相信一些假律师的原因等。上海也是多方面原因,当事人到法院民告官,法院听政府的,公民无法胜诉,但是公民一旦上访,政府就开始让步,于是法院、法官就变相怠工、罢工,也是造成近2万法官辞职的重要原因。有些人就认为律师无用,要迷信习近平,近日上海当事人不是请了律师、法学博士后,法院才受理并开庭的吗?
    民告官从1990年开始,省政府作为被告已经25年了,并不是上海个别人开创的告省政府的局面,这是有些人太无知,冒充公民法律顾问的结果。90 年代,上海多伦路案就是以市政府、徐匡迪为被告,赵家早就胜利了。20年后才将杨雄告上法院,这还是进步?还是某些人开创的局面?这是对全体中国律师的侮辱。没有中国律师,中国公民权利还在黑夜中。
    张、贺两人是中国顶级的法律专家,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共最高级的法律专家都争论不休,上海的假律师、假法律顾问还能开创民告官的局面?上海的访民为何失败?与这些人误导很有关。
   转载来源:博讯网

    [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张曙光: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兼评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博讯2015年09月29日发表)
   
    《道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话,未来只要按照原来的道路走下去,前途必然是美妙的。
   
       作者简介: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教授。
   
      【摘要】本文围绕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作者贺雪峰教授辨析了十个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十个问题是:(1)城市化道路与制度无关,只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2)德、日、苏、中等国工业化的成功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3)土改、合作化、公社化等新中国的制度遗产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4)城乡二元结构是保护农民的制度安排,城市和农村,一阳一阴,一正一反,一快一慢,一发展极一稳定器,是中国经验的核心所在;(5)传统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驱动力;(6)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7)限制资本下乡是保护农民,土地规模流转,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应和不能发展;(8)“土地财政”符合和体现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土地财政”可以和应当持续;(9)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是个奇迹;(10)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中央政府实施的是稳健政策,地方政府实施的是激进政策。十个问题集中到一点,贺教授遵循的基本逻辑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因为关注土地和城市化问题,笔者早就知道贺雪峰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做过很多农村调查研究。贺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笔者认真阅读后,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值得商榷。为了进一步切磋,特提出如下十个问题与贺教授讨论。
   
      一、城市化与制度有关还是无关?
   
      贺雪峰著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下简称《道路》)的开篇就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城市化与制度无关。他说,“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位置有关”。他把美欧日和亚非拉的城市化分为两类,认为美欧日的城市化是“既好又快、有质有量的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率高,城市建设好,城市居民收入有保障,住得下来,生活得好”,“而亚非拉地区的城市化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不同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存在很大差异,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不同地位,进而决定了其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
   
      应当指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美欧日和亚非拉的城市化确有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确与由国际分工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是,这种看法只是从城市化的结果来讨论问题。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美欧日在城市化的初期和过程中也存在着脏乱差和贫民窟之类的问题,只要看一看当年美欧日等国家一些城市的老照片,这一点就不难明白。
   
      既然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巨大而深刻的变迁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其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过程。其中,主要是乡村和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必然涉及到农业经济的经营方式、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怎么能说城市化只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无关呢?
   
      事实上,《道路》本身的逻辑就是矛盾的。国际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全球的制度和秩序,尽管这种制度和秩序不太合理,需要改变。就在同一页上,作者先讲城市化“与制度无关”,过了几行又说,“中国城市化显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却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接着就讨论中国所谓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这么明显的逻辑断裂和逻辑矛盾,我们不知道作者如何解释。难道“几乎是”几个字就能概括吗?
   
      二、成功的工业化道路是采取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吗?
   
      《道路》在很多地方讲到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并明确指出:“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大国,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几乎都是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德国、苏联、日本均是如此。新中国也选择了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将宝贵而有限的资源集中发展重化工业,几乎是所有赶超型大国工业化所选择的道路,德国、苏联和日本皆如此”。是这样吗?都成功吗?且不说“外生型现代化大国”一词如何界定,尽管它与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外源型工业化”只差一个字,其意义却不大相同。笔者没有研究过德国的工业发展,但笔者请教研究德国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不是这样。日本显然不是如此。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在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1956)时,曾经讲到过日本的工业化问题,在19世纪末,日本的纺织工业已经有较大发展,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更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在棉纱市场与印度竞争,在棉布市场与美国一争高下。欧战爆发,英美等无暇东顾,给日本以扩张的机会,一方面日货确立了在中国棉布市场的独占地位,另一方面日本财阀改变了侵略方式,从纱布倾销到资本输出,江州、三井、三菱等财阀集团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投资开办了20家纺织企业。在此基础上,日本发展了重工业,为发动侵华战争准备了物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一步重化工业化,与朝鲜战争和美国扶持有关。苏联的工业化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卫星飞船上天,但轻工业始终相当落后,傻大黑粗,直到现在不仅毫无竞争力,而且满足不了国内需求,成功吗?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前三十年,也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建立了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解体。很明显,也不成功。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证明,成功的工业化道路是外源型工业化,而内源型工业化都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必须遵循规模经济的规律,只有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才能打破国内工业发展的瓶颈,英国当年依靠的是殖民地的市场和资源,亚洲四小龙利用的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腾出来的市场和资源,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也是如此。因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对外开放,归功于走了世界工业化的共同道路,正如《道路》所言,“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开放,就是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去”。而对外开放的背后是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和调整。1978年以前,中国工业化道路其所以不成功,不仅是因为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战略,而且是由于走了内源工业化的道路。贺教授以及很多人都将此归结为当时外部封锁的国际形势,而不是当时“一边倒”外交的选择,事实上,在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前,甚至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并没有放弃与中共的联系。试想想,如果我们不是一边倒向苏联,形势会怎么发展。当然,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就得承受这样做的历史后果。
   
      三、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是新中国的制度遗产吗?
   
      《道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红利是新中国的制度遗产”。这种解释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有点道理,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是错误的。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什么是“新中国的制度遗产”呢?根据贺教授的解释,包括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合作化、公社化形成的农村集体经济,传统小农经济。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从作为改革开放出发的基础和前提的意义上来看,的确是新中国的制度遗产,但作为改革开放的对象,这种制度遗产具有负面的意义。下面的讨论将充分揭示这一点。为了把问题讨论清楚,城乡二元结构和传统小农经济放在后面再讲,本节主要讨论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先把《道路》的几段论述抄录在这下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了彻底的土改,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均分给农民,获得土地的农民当家做了主人。······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由互助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并在1962年《人民公社60条》之后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农村基本制度······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态”。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进行集体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又组织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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