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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与现今时代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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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与现今时代异同点
    ——兼论今日发动民众的方略
   
    显而易见,1989年是中国自1949年后最接近宪政民主的一年,而“八九”民运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包含“六四”运动)不仅规模比“五四”运动大得多,而且更具民主运动的诉求,而“五四”运动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性质——因为“五四”运动的主旨,是反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战胜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转交给日本。
   


    “八九”民运波及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数百万人参与,其规模之大,举世罕有。“八九”民运何以兴起并有这样大的规模?这是当时的时代特点决定的:
    作为过来人,笔者深切感受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众,有一股强烈的反专制求政治变革的理想主义激情,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甚至相当一部分中共党政军开明干部,更是有着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识。以致于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青年人普遍以“自由民主”为时髦,而以入党为耻。
   
    这就是“八九”民运发生的社会基础。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八九”民运即使不在1989年发生,也一定会在九十年代发生——而如果在九十年代发生的话,“六四”将是喜剧,中共的专制将会被冲垮。
   
    那么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形成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呢?许多人认为是美国的“和平演变”之功,事实上八十年代国门刚刚打开,美国对中共国的影响并不深;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互联网,连电话座机都远未普及、、.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主要通过短波收音机实现,但收音机是弱势媒介,且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黑白电视已普及,这就使得收音机的媒介功能进一步大幅弱势。
    由此可知,“八九”民运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如果“八九”民运的发生是因为美国的影响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六四”后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强化的情况下,迄今再也发生不了“八九”式的民运了。
   
    “八九”民运的主要催生者,其实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政改派当权者,因为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施政,造成了“八九”民运发生的社会基础:
   
    胡耀邦主张“全盘西化”,无论是对被打倒、被冷藏的中共元老(此种“徒善”,导致了他的下台),还是对异议人士、异议“沙龙”、学生团体、、.他都是长期大包大揽、优容有加;胡耀邦治下,党宣媒体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胡耀邦带头穿西装、大力引进美国电影、还向全国播放还原历史真相、肯定国民党的《血战台儿庄》;胡耀邦顶住专政派的压力,对发动“八六”学潮、大力鼓动“自由化”的方励之、刘宾雁等人,仅予以开除党籍处罚;对八七年一月领头冲击人民大会堂的封从德等人,则全部释放、、.这就极大地鼓励了大学生们起来游行示威。
   
    赵紫阳不仅继续胡耀邦的“自由化”路线,且更进一步,在1988年暑假,于黄金时间每晚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政论片《河殇》,这等于是在吹响“八九”民运的集结号。主张自由民主“蓝色文明”的《河殇》,实际上就是“八九”民运的行动指南。
   
    在胡、赵治下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共国远没有形成类今天这种专事镇压监控异议宗教活动的国保系统,当时公安局的“一科”(即政治警察“国保”组织的前身),编制很少、配备落后、人员士气低落、无所事事,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串联、结社、集会、举办沙龙,基本上畅行无阻,很少受到骚扰和打压,于是就越来越没有顾忌心理。
    在“文革”后民众普遍厌倦了专政的情况下,官方的“主旋律”前所未有带有如此鲜明的“自由化”色彩,且人们的异议活动又如此畅行无阻,于是“自由民主”就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流行色,“八九”民运的社会基础,就这样形成了。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有一个精英与老百姓脱节之处:老百姓更重视反腐败,其中有些人怀念毛泽东;而学生和知识精英侧重自由民主,他们强烈地反对中国传统。
    受“全盘西化”和《河殇》熏陶、鼓舞起来的青年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他们所狂热的追求目标是:自由民主暨其身后的“蓝色文明”。
    他们认为共产党统治就是“黄色文明”的结果,至于以“蓝色文明”替代中国的“黄色文明”意味着什么?这,他们恐怕当时没有想好。
   
    事实上共产党的“红色文明”,并非中国“黄色文明”的结果,而是国际政治的意外,中国在“二战”后横遭盟友英美出卖,成了大国阴谋的牺牲品;而“蓝色文明”替代中国的“黄色文明”,则意味着中国所有特点的消失,和民族的真正灭亡。
   
    片面地反传统,决定了“八九”民运的无根,这是中国“八九”民运与前苏联和东欧许多国家民主运动的重大区别,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回归了东正教文化传统,匈牙利和捷克回归本国的基督教传统、、.“八九”民运却要带着中国走向那个自我否定的“蓝色文明”,这种前途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深层原:无根,当然无法在中国的土壤中存活。
    “六四”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策略大错,但即使策略得当、真的瓦解了共产党政权,全盘否定中华文明的当时的学运精英,也很难中国成功地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当年广场上的刘晓波先生冒着被枪杀的风险,英勇地与戒严部队谈判,保护了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生命,其行为是值得高度钦佩的,但刘晓波极端反传统的主张是不正确的。
    “六四”屠杀前夕,刘晓波返回北京,途径香港时说:“香港150年殖民地变成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三百年还不够,我还有怀疑、、、、、、”
    诚然,英国在香港的宪政统治,客观上造就了香港的文明和繁荣,但英国人来香港的目的,是为了攫取财富,而不是为了港人的自由民主;须知150年当中英国人从不让港民普选港首,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一旦港人能够普选,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将无法维持。而且,恰恰是英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向中共出卖了港人的民主权利,本来在香港“回归”前,英国当局是完全有能力放开香港的普选的。
    最能够驳倒刘晓波先生主张的,是中国台湾的成就。同样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在负责任的中国人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仅仅五十年,其繁荣与文明不下香港,而且实现宪政和普选——而香港到英国人离开前夕,仍无普选权。
   
    这也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外国人不可能帮助中国人获得选票,要实现宪政民主,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由此可见:中共垮台后,重建中华民国必然比创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现实可行,因为中华民国的根系茁壮得多。
   
    “八九”民运的不足,象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河殇》的不足,《河殇》的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批汉族、批祖宗、批长城、批黄河、批文化、批文明、、.却就是不反思共产党的罪过。
   
    另外,八十年代,无论是市民还是学生、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缺乏具体的人权意识,其诉求局限于“自由民主”等抽象概念。比如:许多民运人士、异议知识分子,对邓式“计划生育”这种剥夺自己生育自由的侵犯人权暴政,普遍浑然不觉,甚至一边高呼“高呼自由民主人权”,一面认同“邓计生”。
   
    当年在广场上,只有一个人是充满希望的异类,他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侯德健先生,侯德健先生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他是其中唯一一个既追求自由民主、又恪守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他也是一个罕见的超越了海峡两岸的局限性,深情热爱中国的民主人士,但是他当年的满腔热血和冲天才情,他那首不朽的《龙的传人》,却并没在当时的“六四”一代中引起太多的轰动与共鸣,甚至倍受学生侮辱和威胁,因为他的灵魂不属于《河殇》。
    充满价值的侯德健所遭受的冷遇,就和“六四”惨败一样,令人惋惜。
   
   
    斗转星移,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比起八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整个大陆道德沦丧,人心冷漠,见死不救普遍成风,民众早已没有八十年代那种理想激情;但是,为维护个人利益,许多人却不惜拼命;民众更加关注现实利益,而无心于抽象理念。
    但其中好的方面是:现在大陆人的人权意识更加具体,大陆民众对“计划生育”前所未有的反感和反抗、维权意识的空前高涨,就反映了这一点。
   
    其二,现在的中国人,不仅是一盘散沙、简直是一盘粉末,整个大陆社会缺乏共识,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相互仇恨、与邻为壑、互相嫉妒。
    但中共官僚资本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强拆”、“强征”、“计生”、“城管”为代表的暴政 变本加厉,在今天经济下行的形势下,正在迅速形成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共识,1989年的时候,“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令人惊愕,今天则令人解气,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喉咙里已憋着一句话:“打倒共产党!”或曰:“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其三,民族主义高涨。这主要是中共当局“六四”后多年来煽点民族主义转移视线造成的;但其中也有对美、英、欧西方民主国家绥靖中共失望的因素;亦有中国经济腾飞与西方国家物质生活差距缩小的自信心、、.总之,中国民众对美国和西方没有那么大的好感和盲从了。
    基督教在中国迅猛传播,同时,了解中华民国历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意识到汉文化独特价值的人大幅增加,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民国热”、“国学热”、“汉服热”就体现了这些个特点。
   
    其四,中共当局对宗教、异议的镇压和监控,空前的严密、狡诈和精致化。对宗教异议江泽民时期“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胡锦涛时期“防微杜渐”,习近平时期“亮剑”——意识形态主动出击、、.在此种高压下,现在在大陆从事异议活动的人,充满了顾忌的心理。
    但另一方面,电脑互联网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令异议成本大幅下降,发表言论越来越方便,民众的网络的言论越来越大胆,网上“沙龙”越来越多。
   
    针对今天的时代特点,如果以八十年代那种纯“自由民主”理念去发动大陆民众,基本不会有人理;如果《河殇》式的激烈反传统、否定中华民族的“蓝色文明”去号召民众,只能招致骂声一片、、. 今天要发动大陆民众起来反对共产党政权,就必须结合大陆民众的维权诉求,也必须尊重和引导大陆现在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主化事业,说白了就是争取大陆民众的事业,全盘否定民族主义,既不正确,也是与大陆老百姓为敌,与大陆老百姓为敌,对中国民运人士来说等于政治自杀,所以“带路党民运”、“皇民民运”、那种鼓吹钓鱼岛是日本的、南海是越南、菲律宾的等等言论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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