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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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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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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威,拍桌子,究竟谁震慑谁

    2015-08-07

   

   古人说:“兵者,凶也。”军队是国家机器。古人把国家机器称为神器。其实,军队这个神器是凶器,所起的作用就是杀戳和破坏。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万世开太平的话,就是正义之师。否则,兵匪一家的说法,也是个事实。

   王实甫写的《西厢记》成了名作。张生在普救寺遇到了前来为亡父做佛事的崔小姐,于是产生了爱慕之情。没想到一群占山为王的土匪包围了普救寺,要抢崔小姐去做压寨夫人。张生立时写信给一位做将军的朋友求救。这位将军真的就带兵来解了围。这个情节倒也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成就秦晋之好的意愿。但是为了友情,为了义气而动用军队,毕竟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倘若一个皇帝为了一己之好恶而动兵的话,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今年是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战败国汲取教训,战胜国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欧亚两大洲死于二战的总人数八、九千万,周年的祭奠、悼念还是必要的。目的无非是永不忘记,和不要再发生了。

   每年的8月6日,许多的日本人聚集在广岛,悼念死于原子弹的十四万同胞。七十年了,没有听到日本人打算向扔原子弹的美国进行报复。佛家的学术思想中,有“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启示。实际上发动战争的是日本天皇。痛定思痛的日本民众没有把天皇拉出去枪毙掉,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更何况日本战败前后,又有多少军人为了向天皇效忠而剖腹自杀。可天皇仍然做天皇,更没有向国民谢罪。二战后,日本实行了政治改革,成为了宪政、民主国家。天皇把权力交还给了人民,但他仍然是国家的形象,日本国的国家元首。

   如此看起来,效忠于一个人或者一个统治团伙,国民大众就永远是被牺牲和被破坏的对象。只有忠实于自然法的宪法和自己的天地良知,才是最可靠的。

   去年去世的拉梅雨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战争与死亡,写出了24本专著。他统计出从1816年到2005年之间,人类共发生了371场战争。其中205场是发生在两个独裁专制国家之间,166场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没有一场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专制的政府是主要杀手。

   人类的大规模死亡,都是权力造成的。要防止权力者和政府杀人,实现世界和平,就要建立民主,推广民主。一旦全球都是民主国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同时,民主能够避免大饥荒。近三百多年,全球发售的大饥荒,全都是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在极权专制国家,往往将天灾变成人祸。而人祸造成的死亡人数,又往往超过死于天灾的人数。

   用拉梅雨先生的结论去反思,百年前的日本是皇权专制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军没有去打日本,而是日本的皇军来入侵中国。坚守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宪政、民主、自由的蒋中正总统,又以事实去证明了:一个贫穷落后的民主国家,必将最终战胜发达强盛的专制国家。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经历了三十九年民主,其中又经历了十四年力量悬殊的抗战,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中国人,又是为什么拜倒在共党极权专制下六十多年,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反共力量呢?看起来,极权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在对国民的毒害和培养的立场上,完全不同。

   极权专制政府对国民是要愚化、毒化、矮化、奴化,乃至妖魔化。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自我标榜为伟光正。可是,一个总是受到抨击的民主政府,则是力图培养自己的国民有自由的精神追求,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使每一位国民都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我想,这就是有识之士常说的,“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所在。所以说,极权专制政府不仅是人民的主要杀手,更是泯灭人民的人性,泯灭人文,泯灭良知、道义的罪魁祸首。那么,对于捂毛、篾片、帮闲们的铺天盖地的吹捧习近平,也就见怪不怪了。

   更有媒体为习近平的大肆揽权,大搞个人独裁而大唱赞歌。胸无点墨,且又不学无术的人,正是共党能够残喘政权的民间基础。只是现时的共党自知民意尽失,自己时日无多,各自安排后事,根本不在乎假意的吹捧或真心的赞歌了。

   如果我们说,“共党里面无好人”的话,在前三十年会有一些人跳出来骂大街。可是在六十多年后的现在,估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民是认可的。共党敬奉的四位祖师爷马恩列斯,世界的评价实在不怎么样,何况斯大林还被评为上个世纪的三大魔头之一。唯有恩格斯在晚年似乎多少明白过来一点,他宣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主义。言外之意,是他也不赞成马主义了。

   可是,这个“猴子是人类的祖先”的论调,至今仍在毒害着中国人。以儒家的学术思想,误人子弟也是一个大罪。四个祖师爷,没有一个好人。那么,中国大陆上的毛邓江胡,又能否挑出一个好人呢?毛泽东也被评为上个世纪世界三大魔头之一;邓小平被世界公认为屠夫;江泽民对外丢尽了国格,对内推行腐败治国;胡锦涛是一介庸人当政,十年无所作为,更是发动了多少次的对国民、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大屠杀。显然,这四个人都不是好人。

   习近平强调规矩,这应该不是坏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不同的却是好人有好人的规矩,坏人有坏人的规矩。2002年江泽民下台时,共党中央也立下了一条规矩,内容包括了两条:第一条,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是邓小平赋予的,以后各届任何人都不能再称核心;第二条,江退休之后,对中央和军委的工作仍有权过问,重大举措必须经江同意,才能实施;对于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江泽民有否决权。

   这就是习近平的所谓规矩。可是,对于共党这种团伙,其实就是帮规。被毛泽东整得不亦乐乎的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宪法时,不是也老老实实地把坚持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写进了国家大法吗?

   到了江当政的十几年,口口声声要坚持邓的改革理论;胡的十年中,既要坚持邓的改革理论,又要坚持江的三个代表。于是,习就难免手忙脚乱了。既不能否定毛的前三十年;又要坚持邓的改革理论,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还要揽权私用,搞个人独裁。百忙之中,还发明出个做中国梦的理论。这就是说,共党内部不但不会出现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连敢于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不会有。

   一届一届的党老板,个个都是严守帮规,老实听话的党奴、喽啰。它们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胆量去整治腐败,更不敢去触动党章,搞政治改革。所以既不能平民愤,也重建不起来共党内部的凝聚力。

   对外号称有七、八千万党徒的共党,自己也知道它的党徒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在一次讲话中披露:“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的不多,不是家族化就是黑帮化。”他举出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镇集贤村为例:“十七年来是由两兄弟把持党支部,大贪了一个亿。发展了四十个党员,个个都是犯下过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的罪恶。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单独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全国各地。”“出现这种现象的关键便是土地财政问题。依靠土地财政,在全国的地、市级的财政收入中,已经占到了55%以上了。”

   他更是提到,“东北三省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完全造假的经济。GDP完全是负数。”“全国铁路运输已经连续十一个月下降。”“山西省的八大煤矿集团欠债都在百亿、千亿元以上。”这短短的几句话,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个字,就把上台了三年的习近平治下的金融、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事实暴露殆尽。

   近日中铁发表报告,承认所有的铁路产品的合格率不到三成。商务部承认,不到半年,猪肉价格上涨了57%。共党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承认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比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已经降到了荣枯临界点上了。新订单指数是49.9%,比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是47.9%。这两个数据都低于荣枯点。供给的生产指数是52.4%,比6月份下跌了0.5%;价格收缩指数从47.3萎缩到44.7.

   另一方面,今年的7月13日有报道说,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了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2012年全国留守儿童有六千一百万,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率的70%。

   感谢这些还保持着人性底线的人说出的实话。否则,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真实现状,只会高喊强大、辉煌、老二。岂不令中国人蒙羞,被国际社会笑话?许多人都知道做人难的道理。殊不知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去履行天职更难。

   钱理群先生说:“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又说:“中国的教育决不是培养不出专业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这就解释了说实话比做人更难的理由所在。

   上台三年的习近平毫无建树,但中国人中却出现了一个把习捧为圣贤的习家帮。凡是揭露中国大陆社会黑暗面的人,都被习家邦指责为是“让习下不来台”,“给习制造麻烦”,“给习的脸上抹黑”。

   有网民揭露,习近平喜欢拍桌子。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习说:“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更有媒体披露,习的口头禅是“完不成任务,提脑袋来见。”拍桌子反应这个人没修养;提脑袋来见,既说明这个人粗俗野蛮,在法律上更是个威胁罪。

   胸无点墨,无德无能,只因官居党老板,便有人去吹捧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劣根性,还是共党的狼奶?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看起来,做一个履行天职的自由主义者,倒是个做人的捷径。人生苦短,但求无愧于良心,自然就坦荡荡了。

   如果说,站在社会道义与良知的立场上,为民代言,批评政府,这在宪政民主国家,是平常事。但在共党极权下,没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坦荡心理,还真是难以做到。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是习能震慑国民,还是国人民众震慑共党。

(2015/08/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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