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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一、中国模式走红的是是非非
   
   近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犹如洪湖水浪打浪,至今浪涛依旧。据百度文库告知,截止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论文有999260多篇,著作310多部。其规模在近代学术史上,已是空前绝后。而这其中最为当道得势,也最为蛊惑人心之论,便是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和赞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即,政府干预经济),转换成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体制模式,再反过来作为一个与西方挑战,与普世价值相抗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由此不难见出,这场由西学东渐而来的中国模式问题之争,已经超越了究竟有无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是什么的学理范畴,而演变成一场围绕中国经济为何得以崛起,中国该如何崛起,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之争了。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所谓的中国模式还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论争就不会停息。
   
   而我之所以要重新审视中国模式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大致了解了上述汗牛充栋的各家高论和皇皇巨著之后,得出一个“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结论:由西方发源流向中国,再经过中国“金身镀造”之后,又转身流向西方的所谓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由于被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滚滚黄金白银晃花了眼,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非理性认知和虚假命题。原因是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那光鲜靓丽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后面那充满血腥和丑恶的一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与腐败共同崛起的;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首要推动力和生产力;中国经济崛起的规律和奥秘是小腐败小发展,大腐败大发展;没有腐败不发展;反腐败更不发展。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和实质,是由权力和金钱的“看不见的第三只手”操纵和垄断市场的腐败经济学。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对西方具有正面参照价值的中国模式存在。
   
   故而,如果硬要从中国经济崛起的华丽表象之中,推演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模式。由此,本文随后将对它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崛起的原因及其整个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透视与解析,并对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进行理性的揭露和批判,以防止这种经过“政治镀金”后的理论“黄祸”继续浩荡回流,危害文明世界的正常秩序。
   
   A、“9.11事件”与中国经济崛起之谜
   
   本来,本文论说的主题是中国模式问题与它的腐败经济学问题,因而开篇当紧扣论题说起,但由于在我的视野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说者,都是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大论特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而闭口不谈中国经济崛起的曲折过程和赖以崛起的国际大环境。更有甚者,则是直接从洋人那里接过中国模式的流行话题,进而去反复论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优越性和它的奇伟瑰丽之功。以致让世人产生这样一个虚幻的感觉:似乎由中国经济崛起,是在与当今世界现代化大潮没有交流融汇的情况下,完全凭借所谓的“制度创新”而“自立、自强”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何以崛起的原因说起。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尽管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但如果没有恰逢其时地赶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尤其是没有“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进入“黄金十年”所带来的双边贸易大发展,及其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技术投资热潮,那么原本处于一无金融资本滚动,二无现代产业技术支持,三无现代经济管理人才的中国经济,要在短短几年之内由侏儒变巨人,就无疑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谭了。以此可见,那些撇开国际经济大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而单方面论说中国经济崛起的论者,从一开始便离开了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甚至是背道而行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十年文革浩劫”时期,已经处于崩溃境地。而它后来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是由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而中共当时实行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改掉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两者合起来的治国之策,就是由建政初期施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改变为向美国“一边倒”。对此,邓小平说:“二战后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很穷,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而胡耀邦则指出:“改革就是退步。”其中两者的意思都是一个,只有退到建政之初的起点上进行改革、开放,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才能富强。所以,中国此后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则正是在以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以致从79年至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经济在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对华投资及技术援助之下,很快就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这种好势头到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出现了极大的逆转。首先是美国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战略对手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发展的措施和手段。其次,是分别加强了日本与台湾及南海诸国的合作关系。并在台海形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公开放言:“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美国将强势介入”。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由于相继发生了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的边缘。两国之间各种交流几乎陷于停顿,甚至倒退,中美双边贸易随之大幅锐减。进而使刚刚展现强劲发展势头的中国经济,又处在了危机与困顿之中。
   
   而“9.11事件”,本来是极端伊斯兰教组织者本.拉登发动的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事件对美国来说,虽是头等大事,可对中国来说却任何关系也没有。但奇妙的是,却正是有了“9.11事件”的客串与搭桥,使面临困境的中美关系由此化险为夷。其原因是该事件突发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在最早时间内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善意和问候,并阐明了中国支持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从而使小布什政府很快转变了对中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重新开始与中国建立以国际反恐为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说:“‘9•1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却让中美关系走出了低谷,告别了冷战后的冰点时期。美国从此开始将恐怖主义视为头号敌人,并主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9•11事件’是美国之祸,却是中美关系走出冰点的契机”。(1)
   
   这个契机反映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就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随之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双边贸易迅速成倍增长。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80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中方出口额54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中方进口额2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2%;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0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中方对美出口2327亿美元,增长14.4%,占当年中方出口总额的19.1%;自美进口694亿美元,增长17.2%,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7.3%。中方顺差1633亿美元,增长13.2%。其中仅此6年时间,中方出口顺差就增长了5倍多。
   
   而此时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则是出现一路飙升之势。2001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为10,965,517元(人民币),1,324,818元(美元),增长率仅为8.3%。但到了2007年,即为26,581,013元(人民币),3,495,664元(美元),增长率达到了14.2%以上。也就说在“9•11事件”发生后的6年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创造了一个世界近代经济史上的奇迹。而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尤其认识殊深,他说:“有人说‘9•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2)
   
   总之,通过以上大量客观的数据证明,“9.11事件”对中国经济崛起产生的推动力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对此,尽管很多论者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甚至试图将中美关系趋好后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也极力淡化和抹去,以此彰显中国经济崛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然而这样非但没有提高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反而给人留下一个狂妄负义的口实。而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问题,记得笔者数年前曾与一个被称为民间智者的老人,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一是日本人帮了大忙。理由是89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是日本最先向中国提供了近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和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机电产品生意,使已经陷入停顿的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二是本.拉登帮了大忙。理由是他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反而促使美国改变了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进而在美国的带动下,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参与到了与中国做生意和投资的热潮中。虽然,他的观点和认识并非不无偏颇,但道理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中美之间由摩擦和对抗而擦枪走火,甚至走向战争状态,不是没有可能的。倘若这样的话,中国哪里还有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更谈何崛起了。
   
   B、中国模式在西方的兴起和走红
   
   客观地看中国模式,其实它与所有困扰和危害中国百年的各种“主义”一样,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外国人生产出来的“西洋镜”。2004年,也就是“9.11事件”之后的第三年,由于中国经济JDP的连年增长,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攀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齐舒雅.库珀.雷默在英国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此君后来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雷默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作用带来的。因而提出了一个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随后,美国著名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在不同文章中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提法,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符合他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3)
   
   再随后,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于2005年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中国模式》的文章,称:“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4)至此,由雷默率先提出,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呼应,及至右派经济学家也转而赞同的中国模式,就这样逐渐升温,形成了热门话题。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曾对此感叹说:“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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