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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十四)

请注意学生和工人造反派的差别 老田
    一、学生处在相对年少的阶段,思前想后的意识较为薄弱,与工人相比这是政治上的一大缺点,特别是中学生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更差些,武汉文革期间拿枪打死人的几起事件,都是中学生干的,这是年龄和个人心里成熟与否,在政治上的不同表现和落差。
    二、大学生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在搞完运动之后注定要分配,挪地方,因此对当权派的对立和冲突有一个调和与缓冲余地,在政治竞争意志上前期往往很激进(因为较少考虑后果),后期往往要相对软弱或者右倾(因为实现冲突有转移与缓和的可能空间)。这是当权派说工人有野心的依据所在,工人和当权派的冲突发生之后,多数人还要在物理空间上继续与当权派共存,这是工人在运动早期要求稳重(看重后期风险),在运动深入之后坚定要求足以与个人政治安全相适应的主导权的原因(要求适当的政治保护)。
    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分化是全国性的。重庆处在分化的一个极端上,而且分化很早发生,也很深刻,学生因此被当权派利用,政治裂痕一经产生,就会形成竞争态势,敌对程度会自动放大。在另一个极端是武汉的情况,工人和学生合作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表面分裂,武汉钢二司和新派学生组织,都在政治上跟随和支持工人直到最后。但是政治上的落差还是存在的,在1969年反复旧运动期间,学生领袖普遍在私下不赞成这个运动,因为在清队期间主要受打击的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当权派这么做也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学生终究可以通过毕业分配和下乡运动分散和离开本地,在本地的政治影响最终会“自然”消失;而对付工人造反派只能是从政治上硬性清除。这个在感受上的落差,也明显体现为政治分化,武汉钢二司和新派学生领袖对反复旧,只是一种道义支持,私下里并不赞成。
    学生和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差,全国都有体现,长沙最后发展到“湘江风雷”要在政治上批判和教育“长高司”的地步,长沙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分化程度,可以说是处在武汉和重庆中间的位置上。

    对本身政治处境和安全的体会,当权派对学生和工人的不同处置,是工人和学生在政治上分化的客观条件,全国都是存在的。
    三、至于当权派能够利用学生与工人中间的落差,制造事端,最终把一派拉过去,这一个方面说明当权派在政治上的成熟,政治手腕高明;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和优越的历史背景,多数是为人们所普遍尊重的老革命;以及与革命经历相联系的政治经验和手腕;此外当权派普遍政治竞争意志十分坚定,这是他们队自己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冲击的强烈不认同,以及对自己把握局势、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信心,政治经验和智慧也明显会强化他们对造反派的蔑视和对自身优越感的强化。
    而在群众组织中间,工人想要主导学生运动是极其困难的,黄廉的感受是符合现实的,至于重庆的武斗,我个人的看法,反到底基本上没有落太大的下风,反到底的谨慎是对的,如果反到底急剧升级武斗,肯定军队要组织民兵甚至正规军参战的,这个不能低估当权派的政治竞争意志。换言之,这个问题的确不是反到底能够在重庆解决的,反到底的谨慎最终是减少了两派群众在武斗中间的牺牲的。
    在重庆案例的个别处置上,周恩来的“和稀泥政策”前提是给军队出路,等待他们回头,如果军队不回头,这个政策就是有错误的,开始就应该象1968年315指示那样态度鲜明,最终要达到足以瓦解815的程度。确实在重庆的案例中间,周的政策一个方面无助于学生改正错误回头,一个方面助长了54军的骄横气焰,无法收拾,最后是在1968年底,把54军换防云南了事。结果重庆武斗的进攻一方,没有得到中央的有效抑制。
    在四川50军是起义部队,虽然人马早就换了多少遍,但是政治上的谨慎传统确保留着,他们基本上是支持造反派并执行中央政策的,因此成都地区的武斗就不是特别突出;54军是一个英雄部队,第一任长官是黄永胜,在政治上也是一支骄兵,他们与继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战功卓著梁兴初一样,都更多的是随心所欲行事,自认为是有藐视中央权威的资格。54军的早期首长后来进入军委办事组,更是有所依仗。
    四、造反派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组织严密性,达不到足以主导地区形势或者运动形势的高度,不要说无法主导对立面,就是主导组织内部也是困难的。黄廉谈到他们组织内部的分歧,就是这样一个在组织成本方面难以克服、当时没有解决前途的困境。造反派一方面无法在觉悟和政治意识上统一,也无法采取强制管理手段来整合内部,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思潮,更是在现实中间无法建立政府管理秩序、或者在内部使用强制管理手段,借以引导或者消弭各种内部分歧和冲突,从而实现一致对外。
    这实际上也是客观政治条件决定的,如果造反派是革命时期那种“哀兵”――造反的风险和成本为零,则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问题恰恰在于造反派的造反风险和成本不为零,因此造反派中间的大多数,不感觉到有把个人目标放弃掉、把个人努力100%融入集体奋斗的需要,而这恰恰是平民阶层能够完成政治整合的前提,也是毛泽东革命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强大敌人的原因。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实现高度政治整合的客观条件确实没有,在难以运用各种强制管理手段的情况下,组织内部的整合也是无法完成的;这个政治现状转换成为外部条件,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当权派并没有达到让造反派和老百姓彻底绝望的程度,这个政治形势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文革无法演变成为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也决定了造反派内部整合的困难。
    实际上直到今天,在重庆的造反派内部,当年的政治分化还在起作用,815派的一些人士所写的文章,一看就知道他们还是当年的815。815战报主编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与我》,反映的其实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感觉,对过去所作所为完全无法反省的政治无意识状态,这个政治无意识状态,反映的是他不认为自己非要主导政治、并有独立把握自身政治命运的需要,是一种“可以仰仗官老爷”意识的不自觉状态,所以他那个长文章基本上还是处在“生命不息,派性不止”的层次上,停留在当初与反到底进行政治竞争时期的感受上,这个文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这个人的存在和表现,是客观政治条件所决定的政治现实的一部分。815无法控制政治局面、没有政治主导意识的结果是:他们自己是从否定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起家造反,最后是他们自己成立815革委会后,也走到批斗管制教授才能标榜自己革命、以执行资反路线结束,政治上的无知导致政治上的自我否定,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处处表现出一种毛泽东把他们从襁褓中拖出来的强烈怨恨。读一下周孜仁的文章,也是很有价值的。
    五、对于四川和重庆的现实
    在实际的重庆武斗中间,反到底即使没有全力进攻,也大致上处于略占优势的程度。牺牲要多些,这是军队支持815和武器分布情况决定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缺少子弹,因为生产子弹的长江电工厂控制在815手里,这也与他们没有全力进攻有关,防守的牺牲总是要大一些。总体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消极坐等。
    周家喻这个人也做过访谈,没有充分展开,他也没有授权上网,他本人的情况比上海的安文江一流要好些。815还真谈不上很特别的收买,他们早期是很正宗的造反派,大致上可以看作是政治无知者加上了一点自己的私心,误入重大历史关头的事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无法按照事态的长远发展去主导自己的政治站队过程。一经站错队之后,系列事实错误都是早期一点点小错误的僵持和发展。
    确实如你所言,百万雄师之类的危害有限,而815的问题仍然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很无辜,因此“死不改悔”的程度就很高。周家喻说他们夺权也没有实际上掌权呀,但是他至今没有看到他们支持了谁掌权,他们参与了压制什么人,他只觉得自己很无辜,得不到理解,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学生组织容易误入歧途的原因。缺乏政治远见和实际的政治家素质,在重大关头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在事后也缺乏调整错误的明确政治意识,一切跟着感觉走,这样的人如果不被利用,还有谁是被利用的理想对象呢?815里面如熊代富这样的人,可能是有问题的人,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周家喻和周孜仁这样的人,大概还不是接受收买的人,粉碎四人帮之后,周家喻也被判刑15年。
    王茂聚攻打泸州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说他是“刘张王国”的人,泸州的驻军是支持保守派的,把造反派都打出去,跑到宜宾等地,三次武装支泸主要力量都是宜宾的造反派,正规部队基本上没有去,有一个54军(该军驻广元的一个师是支造的)的作战科长张竟参与造反派指挥工作。王茂聚自杀的原因是周恩来不肯承担责任,当时的说法是周恩来指示给造反派发了三百条枪,武装支泸之前周恩来也是同意的,省革筹也同意。在北京会议上,省革筹和周恩来都不出来说话,他才感到自己非自杀不可的,这个时候全国的大背景是要开始恢复秩序,各地当权派都借消除混乱的时机,开始系统清算造反派。四川在北京学习班自杀的地委书记级别的人,还有陈沐,他也是真心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也确实有武斗控制局面的现实例子,例如郑州,根本原因也是有刘建勋等人能够掌握住局面,上面是武汉军区改组。即使是在这个现实下,二七公社内部的“火线指挥部”(就是主张文攻武卫的人)一派代表人物,在1968年反对多中心、反对分裂势力的时候,就被抓入狱。
    在政治上永远存在一个“树荫效应”,在相对前锋的位置上的人,多数在现实政治中间总有大批坚定的对立面,因此他个人就常常是政治整合的一个障碍,是管理成本上升的刺激因素,常常难以被体制吸纳,处于受排斥状态。总是有人选择站在树荫下,最后反而是这些人掌握局面,受到扶持和栽培,所以投机分子在政治上永远有市场。
    所提工人造反派和学生造反派的差别也许并无典型意义作者:李宪源日期:2004-09-2512:35
    当然我们可以不排除这一很有创意的、有待各地更多老造反同志举例验证的假设。
    但就无锡和江苏的情况看,是非被军方成功收买的界线,却根本不是按工人和学生来确定的。
    27军镇压无锡造反派的初期,很精明地把两个嘴有威望的学生老造反派组织拉在一起;每砸一个“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派)下面一个“主力军”基层组织时,“长征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和“抗大(无锡无线电机械学校)红色造反团”的大旗迎风飘扬,为杀气腾腾的镇压作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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