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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习近平有陆克文想像的那么聪明吗?

余杰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美国纽约的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观点,作出严厉批评:“我认为沈大伟的看法完全没有道理,用中国话说,这是胡说八道。”
   
    想像着也是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流畅的陆克文将“胡说八道”这个毫不文雅的词语脱口而出的场景,我不禁感到好奇:一向风度翩翩的陆克文,为什么会为了遥远的中国议题而大发雷霆呢?人家又没有批评你在澳大利亚执政期间的糟糕政绩,即便是唱衰北京,似乎也不值得你大动肝火——真正该发火的应该是习近平啊,什么时候,陆克文当上了习近平的宣传部长?

   
    犹记得十年之前,我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笔会的会议,会后专程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拜访,与多位议员探讨中国的人权议题。那一次,我与陆克文有过一面之缘。那时,陆克文只是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和影子内阁的总理。我听说他是较早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西方学者之一,便向他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然而,他似乎对人权议题兴趣阙如,倒是津津乐道于他的宝贝女儿在上海做交换学生的经历,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极为乐观的评估。
   
    这一次,陆克文更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辩护士。他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正常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为百分之六。 “尽管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可能甚至达不到百分之六,但中国有足够多的金融政策能力以增强其增长速度。”他表示,对中国未来六到七年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
   
    然而,中共领导人不敢如此乐观:胡温时代,信誓旦旦地说要“保八”,仿佛保不住八就要大祸临头;到了习近平时代,则改口说经济增长率为七是一种“新常态” ——言外之意是,若经济增长跌到六以下,就可能引发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一旦多米诺骨牌效应启动,中共的统治就危在旦夕。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状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 《金融时报》报道,国际经济咨询机构正在完善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方法。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不只是硬着陆,而是经济崩盘。伦敦朗伯德街研究所(Lombard Street Research)发现,与二零一四年末季相比,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该研究所测算发现,中国的实际需求下降了逾百分之二。
   
    另一家研究机构Fathom Consulting使用了发电量等最不容易混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该公司预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仅为百分之二点八,全年经济可能出现幅度高达百分之二的下降——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降到约百分之六以下就是“硬着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陆克文的乐观,建立在他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正面评估之上:“中国政府不是傻瓜,中国政府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增长速度,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加以干预,他们还有三十五年这么做的经验。”然而,习近平绝非陆克文想像的那种“聪明人”,习近平教育程度有限、知识不足、刚愎自用,他不懂经济,偏偏又要干预经济政策,其结果必然像毛的“瞎指挥”那样,带来致命的后果。
   
    接着,陆克文又从四个方面驳斥沈大伟的“中国政治经济崩溃论”。然而,在我看来,陆克文的四个论点才是画饼充饥、无稽之谈,我正好从这四个方面作出“反批评”。
   
    地方债务的泥潭有多深?
   
    陆克文的第一个论点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没有沈大伟说的那么致命。陆克文说:“中国政府了解这一问题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中国的问题不像很多国家欠了外债,所有这些中国地方政府欠的都是内债,因此,不能用一国欠外债的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此外他指出,按照债务占GDP比率计算,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低于美国政府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
   
    与盲目乐观的陆克文截然不同,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搜狐网对中国的一百名经济学家作了问卷调查,其中超过八成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地方债将引发危机。陆克文只是一个熟悉澳洲政治的政客,他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了解恐怕不会超过中国的一百位经济学家吧?
   
    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GDP的百分之两百八十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而又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二十万亿。实际上,这个数字仍然可能缩小,发改委官员李铁曾对外公开表示,地方债务上报数(十八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李铁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官员说他们只报了百分之十,有些报了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百分之五十的几乎没有。
   
    二零一五年七月,《日经新闻》在《中国式“泡沫接力”》的报道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弱点」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例如辽宁省二零一五年一至三月经济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九,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近百分之二十,增长率比上一年同期放缓了五点五个百分点,包括土地出让在内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公共投资难以获得资金。这不是危机,什么才是危机?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代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学会“数字管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官方的统计数据不能当真,这是人们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共识”;由于当局严密封锁相关资讯,即便西方智库和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数据,也不能完全相信。
   
    如陆克文所说,地方债务不是外债,不会被外国逼迫必须在某一时间段内全部还清,进而出现国家破产的结局,比如希腊目前面临的窘境。但是,地方债务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从容地“化大为小,化小为无”。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共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 “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找不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仍然令中央政府感到头疼。被陆克文看好的习近平政权,并没有拿出什么妙手回春的药方。近期李克强提出的经济政策,又绕回到刺激房地产的老路上,可见其黔驴技穷。靠发展房地产来解决地方债务危机,只能是饮鸩止渴——当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未来中国经济整体崩盘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泛欧亚大陆基建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吗?
   
    陆克文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贫富差别悬殊可以由“一带一路”政策解决。他认为,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别是随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顺序自然形成的。而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他翻译为“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西部省份获得较大优势。
   
    如此乐观的想法,恐怕连习近平本人都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如果习近平真的有心,干嘛不直接投资西部省份、提升西部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而要舍近求远、惠及他国呢?此前十多年,中国政府提出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沙皇朱镕基全力推广。然而,多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十分有限。西部仍然贫瘠落后,西部地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仍然超过三亿以上,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
   
    跟当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比,习近平高调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更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首先,中亚各国政局大都不稳定,而且因为中国在新疆对维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使得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并不友善。中国贸然在这些国家投资,尤其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恐怕很难迅速得到回报,甚至很多投资会打水漂。
   
    其次,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已经习惯了去东部沿海地区打工,愿意去自然条件恶劣、安全堪忧的中亚国家淘金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地方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今年来中国工程师和工人在中亚国家被恐怖组织绑架的消息不绝于耳。所以,这趟“顺风车”不会那么舒服。
   
    再次,陆克文所谓的“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未必能贯彻始终。即便被习近平视为盟友的俄罗斯,也不愿看到中国的势力进入中亚,欧美更是会想方设法加以阻挡。当习近平碰到铁板的时候,就只能如缩头乌龟般退却。
   
    总之,想要靠“一带一路”解决中国的地区落差和阶级矛盾,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国进民退”之下,私有经济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陆克文的第三个论点是,国有企业改革虽然难以进行,但私有经济未来会有更大发展。 “如果中国发展新模式成功,更多市场份额给了私有企业——这正在一步步发生——私有企业将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个看法跟习近平的雄性壮志背道而驰:习近平从总理那里抢过经济大权,大大加速胡温时代的“国进民退”政策。其反腐运动波及央企主管,并削减大型国企高管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要彻底对国企动手术,乃至推动私有化政策。相反,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提出了合并一批央企,打造经济上的“航空母舰”的计划。尤其是在能源、通讯、交通等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国企的垄断程度将大大提升,不会给民营企业留下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
   
    在此情形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普遍感觉到,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政策上的歧视使得企业步入难以突破的瓶颈。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不得不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以规避未来的巨大风险。
   
    而少数依然风生水起的民企,如阿里巴巴、万达集团等,其背后的合伙人无一例外都是一群顶级的太子党。马云、王健林等人的崛起,靠的是绵密的政商关系,而非技术与管理上的优势。因此,这些“伪民企”可以日进斗金、多财善贾,不仅不能表明中国经济的健康和有活力,反之,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畸形与不平等、不公正的标志。
   
    另一方面,习近平进一步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比如,近期在小米公司内成立党支部,就是要将毛泽东开创的“党支部建在连队”的传统向企业界辐射,让共产党像章鱼一样掌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八千多人的小米公司只有一百零四名中共党员,这个党支部在中共体系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组织部进入前沿的互联网企业仍然是一个震撼性的消息。评论人士邓恺指出:“北京市委组织部对这个党支部有实际上的直接任免权。至于这个党支部除了发展党员,权力有多大,对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员工的思想检查?产品的意识形态控制?这是中共这样的列宁式政党从体制内往外延伸,如果更严峻点说,也可以叫「IT行业体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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