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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父亲与毛泽东江泽民的来往

   曾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宣扬民主,后以反革命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并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有着一个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官僚家庭,其父魏梓林是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魏梓林去世后,魏京生发表纪念文章《怀念我的父亲魏梓林》,回顾了其父亲的一生,并披露其父与毛泽东、江泽民、吴法宪、刘亚楼等中共高层来往细节。
   
   
   
   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


   
   当你忙于一些重大事务的时候,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其它事情忽略掉。直到稍有闲暇或受到某种启示,才会突然想起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其它事情”来。前几天办事遇到一个陌生人提起”父亲节”,我才想起刚刚去世的父亲,心中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
   
   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好,这里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个天生就很淘气、满脑子各种鬼主意的孩子。刚满月还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机开关,挨了电打从桌子上摔下来,把大人折腾得不轻。四岁时我率领小伙伴们上山冒险,摔得头破血流,现在眉毛上还留着伤疤。再大一点儿就更不得了了,飞檐走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天下一大侠,大院管理处和警卫连每周都上门告状。偶尔碰到儿时玩伴,我还常常提起当年的”英雄壮举”,犹如昨日般记忆犹新。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课老是看小说,上了瘾一样。快要考中学的时候,我的测验成绩差得全班倒数。班主任董老师终于不能忍耐,到家里告了一状。我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完成董老师给你安排的所有补习作业。如果你考不上中学,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你的房间,也没有你的饭!”因为他从来就很严肃认真,我不得不乖乖读书。结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但也从此恨上了这个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当然认为读书没什么重要的,看小说不也是读书吗?
   
   中学的三年,我们的矛盾更加剧烈了。星期天回家,我们家的饭桌常常成为辩论会场。小孩子读书多了就变得精灵古怪,常常气得父亲摔下筷子回屋抽烟去。这时我妈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调停人。由于我是个主意特别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监狱回到家里时,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扬。在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时候(第一名后来成了名作家,叫柯云路),他脸上也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我妈妈高兴地加做了几个菜。我因此更觉得父亲是个无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后来回老家安徽巢县魏家坝镇上山下乡的时候,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父亲13岁时被发现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机会读书;19岁就已经在师范学院当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点点成绩的确没什么可骄傲的。这方面我从来都赢不了他。
   
   当时的安徽只有一个师范学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为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这些人全都被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干部来源之一,并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战争年代拍马屁是不吃香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样。我父亲由于才能卓著,30岁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49年中共将要打进北京时,他被调到中共军委担任航空系统军事接管小组长,成为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和毛泽东是邻居,并且被毛泽东推荐为毛岸英的古文和历史业余教师,直到进城以后才停止教授。现在有人说,中共老一代干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为;如今都是有大学文凭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亲身观察,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错的。
   
   在民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过去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简单,进城后有很多干部亲属需要安置,这些都由处、科级干部批个条子就开支了。但中共一搞运动就有指标,为了指标就常常不讲理。负责运动的一方(中央组织部)硬说十万元按制度需要局领导签字,否则就按贪污挪用公款处理。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举动,人们今天就不会只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了。因为这八个人全是老红军,55年评军衔时都是少将中将。
   
   但是人才总有人要。当时中共政权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党系统组织部,加上军队系统的干部部和军务部合二为一的部门。但是我父亲象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看得太认真了,不知道共产党一执政就变了形势。在一次空军高层会议上,为了和苏联合作的问题,父亲与留苏派的司令员刘亚楼发生了冲突。他条分缕析,摆事实讲道理,硬是逼得刘亚楼认了错。虽然按他的原则写出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
   
   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父亲还不服气,要和刘亚楼拼到底。年轻气盛如此,看来非要碰到南墙才回头,是个不得好死的种。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他这人心太重,仇人和亲人都舍不得,这样的人在那种时代能活下来,也算个奇迹吧。我父亲对吴法宪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认为吴的确是个能在同事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人。遗憾的是,前几年空军老干部投票评选,吴当选为空军最没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而我父亲当选为最有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上述的两件壮举。大家说父亲有中国传统的侠义和敢直言的作风。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天天在家”偷听敌台”,喝酒骂现在的贪官污吏如何祸国殃民。六四屠杀使他和他那一代许多老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路走错了,我这样的人倒是继承了他们理想的人。所以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扬。我已经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情了。
   
   父亲一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说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温情脉脉的所谓”感情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就没有了那些。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爱我们,爱到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在我进监狱之后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向他传了个话,说画家黄胄在酒桌上向几个朋友说我的坏话。父亲听了立即吹胡子瞪眼,从此不和黄胄来往。人家几次打电话要来看望他,他都说没时间。他一个退休老头儿,怎么会没时间呢?是心里有气,心太重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极好,我常去黄家,他们也不拿我当客人。我父亲自然认为黄说我坏话就是撒谎,不够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释之后才好认定呢。第二,在邓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邓某,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对象说了几句随大流的话,不为大过。我在监狱里天天听人家说我坏话,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这年头儿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说的,何必认真呢!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个性,他爱憎分明,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人们敬他是为了这个,他自己吃亏也是因为这个。93年我在家的时候,曾试图开导开导他,但他不听,脖子一扭头一扬:免谈!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傻,不会生活。自找了那么多挫折、坎坷和灾难,总之,瞎忙活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但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声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跌宕起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探索者的生活就是为芸芸众生的好日子找路开路。即使万一找错了,但不能说不该找路。所以还得继续找。
   
   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发帖者:嘉崎/八阕
(2015/08/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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