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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观察2016年流亡西藏民主大选


   
   
   
   卡瓦博巴: 近距离观察2016年流亡西藏民主大选

   
   作者: 卡瓦博巴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6/2015
   
   十五年前,达赖喇嘛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决定,把执政360多年的政权移交给民选的噶伦赤巴(即总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瞻远瞩的决定,它使得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活力,为西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前途注入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使中共当局抛出的所谓“达赖没有了,西藏问题就会树倒猢狲散”的荒谬论点,以及把西藏问题归结为“达赖问题”的错误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迄今为止,已有4 位流亡藏人宣布参选2016年的司政大选,分别是现任司政洛桑森盖,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卞巴次仁,曾在西藏流亡政府担任多项职务的扎西汪堆,九十三西藏政治犯协会会长李科先。充分体现出流亡西藏社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活力和藏人民主自治诉求的高涨。
   十五年前,达赖喇嘛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决定,把执政360多年的政权移交给民选的噶伦赤巴(即总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瞻远瞩的决定,它使得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活力,也为西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前途注入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使中共当局抛出的所谓“达赖没有了,西藏问题就会树倒猢狲散”的荒谬论点,以及把西藏问题归结为“达赖问题”的错误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
   
   
   
   达赖喇嘛完全退出政坛只有四年时间,西藏流亡社会中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已经开始浮出水面。过去56年的流亡历史中,西藏流亡政府和各个组织团体中,只有政策和观点,却没有政党之分。西藏流亡社会既然走的是西方式民主之路,那么,出现不同政党也是理所当然的意料中事。 总而言之,是件好事。从流亡西藏直选的角度去观察,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充满新的现象,其变化之快给人带来很多联想和思考。
   
   
   
   一、被信仰左右的阶段
   
   
   
   2001年,西藏流亡政府启动了印度、尼泊尔、不丹为主的全球西藏流亡藏人中第一次噶伦赤巴直选。此前的43 年期间,共产生了13届噶厦。噶厦政府的最高职位噶伦赤巴是由达赖喇嘛指定后,再由议会表决产生。
   
   
   
   西藏流亡社会一直以来只有观点之分,没有形成党派之分。以西藏流亡政府为中心的持达赖喇嘛的中道观点的多数派和以西藏青年会为中心的持西藏复国观点的少数派,两大观点并存将近有四十年的历史。至少 1978 年之前,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也是争取西藏复国。 邓小平一句“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使西藏流亡政府放弃西藏复国的决心和愿望、权利,一头栽进邓小平的圈套里,如同蟒蛇般的汉式圈套,你越是靠近就越紧,时至今日,想逃出都挣脱不了!
   
   
   
   一个人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对所处的社会有好处也有坏处。达赖喇嘛在全体西藏民众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发自达赖喇嘛的任何指示,任何教导,西藏流亡社会里的全体藏人几乎是一面倒地拥护和执行,只有不怕虎的少数初生牛犊才在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仅仅是政治上的观点而已,信仰上对达赖喇嘛绝对是五体投地。达赖喇嘛拥有绝对的威望之好处是,能够使全体西藏人民团结在一个旗帜下,坏处是600万脑袋不允许有异义。有时候,当一个藏人说出西藏复国的政治观点时,有些人的眼里好像在犯罪,在造孽,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的一种西藏式世界观。
   第14届噶厦即第一次噶伦赤巴竞选中最终出现了两位德高望重的候选人,一位是时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另一位是前噶伦赤巴吉青土丹先生。
   
   
   
   桑东仁波切和吉青土丹二人,从观点,立场,经验,经历都一样,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桑东仁波切是和尚,而吉青土丹是俗人。既然没有党派之分,没有观点上的区别,那么,选民该怎样去拿定主义呢?只有一个方法,看人“选人”,或者是中国式的以关系“选人”了。 西藏是个全民信佛的民族群体,就像西方人凡事以法律来判断对错一样,是一个凡事以佛教为准,以因果关系来判断是非的群体。两位候选人中,桑东仁波切是和尚,又是仁波切,只好把票投给信仰了,所以桑东仁波切以接近90% 的高票当选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噶伦赤巴。
   二、从“选人”向俗人过渡的阶段
   
   
   
   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举行了第15届噶厦即第二届司政大选。这次,噶伦赤巴摇身一变成了斯君(司政)。第一届噶伦赤巴直选后,达赖喇嘛以半退休的形式淡出政治,在这个期间达赖喇嘛为全退做了精心的安排和准备。步骤之一:召开西藏流亡社会人民代表大会,把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改为“西藏行政中央”,步骤之二:噶伦赤巴的号称改为“司政”。理由之一是,考虑到印度政府的难处,改为“西藏行政中央”更符合现实和未来的考量;噶伦有“钦定之臣”之意,民选的噶伦不是谁指定的, 所以,改为意味政治领袖的“司政”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意义。根据当时的需要,能改者都已经改了,但是, 改了就不等于不能复原。
   
   
   
   西藏流亡政府在举行第15届噶厦即第二届司政大选时,最初各路派系都推出好几个参选人, 初选后真实产生两为候选人。这次的候选人跟第一届噶伦赤巴大选相比,本质上无大异,但在候选人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所有参选人全是俗人,没有和尚;变化之二是,参选人中出现流亡后出生的新一代藏人。
   
   
   
   2011年大选中的候选人之一是洛桑森盖先生,他出生在印度流亡社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康巴家庭,他是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另一位候选人是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赤巴知多 . 丹增南杰,是现在设立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掌门人。
   
   
   
   那次选举也没有超出“选人”的局面,两位候选人都持有一样的中间道路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但是,洛桑森盖的出现,却改变了西藏以往的选举游戏规则。虽然是一样的“选人”,但多了一些选项,两者之别有观点上的新老之分,年纪老少之分,贵族和贫民之分,有无经验之分,学历高低之分。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达赖喇嘛一直保持沉默,好像在测试流亡西藏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竞选中洛桑森盖采取了西方式争取选民的大动作,几乎走遍大部分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寺院和学校,并发出“团结;自力更生;发明”的选举口号,大造声势,口口声声“如我被当选,要实现达赖喇嘛回家的愿望”等等,远离现实却很大胆的举措。其实达赖喇嘛回家是自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国土的那一刻起,一直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心愿,这句话谁听了都顺耳。如此明朗,大胆的观点和立场,给藏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竞选方式,在他的形象中西藏流亡藏人至少看到了水中月亮般间接的希望和未来。 洛桑森盖的美国式的造势能力,特别是野心勃勃,信心满满,赢得了几十年如一日,在渴望和等待中生存的广大西藏难民的信赖, 最终以高票当选,出现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政治领袖。
   
   
   
   毫无疑问,年轻一代是那次大选中的赢家,他们把选票投给了年轻、哈佛和希望。从中不难看出西藏流亡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新生一代对贵族统治的不满和失望。
   
   
   
   至于老西藏们看好的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赤巴知多.丹增南杰为什么一败涂地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知多先生可以说是典型的西藏贵族的代表人物,西藏贵族的核心价值是凡事以利益为中,所以,在竞选期间,他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而且对很多问题持悲观消极的态度; 其二: 一向以低调对待事务的贵族文化遇到了以西方式高调参选的洛桑森盖所提倡的新型流行式竞选文化;其三:洛桑森盖是野心勃勃,信心十足,敢言敢为;知多先生是躲躲闪闪,缩手缩脚,守旧乏力。如此异同的表现形式,两者相比,此结果可想而知。
   
   
   
   出生在印度藏人难民社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个儿高大,外表潇洒的洛桑森盖的当选,对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噶丹颇章执政360多年后把政治权力平稳地移交给了民选的政治领袖,从而为没有达赖喇嘛的时期奠定了基础;流亡印度后出生的新一代从老西藏手中接过重担,开始担负起重圆复国梦的历史使命;同时宣告贵族统治的时代终结。
   
   
   
   对于达赖喇嘛而言,要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个中艰难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也许部分原因是迫于政治的需要,但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民主理念和放权精神,达赖喇嘛在西藏全民中享有无人能比的崇高威望,如果达赖喇嘛一直以西藏政教领袖的身份执政下去,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可达赖喇嘛却没有这样做,更没有迷茫在权力当中,在一个适当的时期,通过民主选举的过程把全部政治权力交给了新一代人。堪称十四世达赖喇嘛作出的一次最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伟大决定。
   
   三、“选人”模式步入终结
   
   
   
   近些年来,西藏流亡社区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被中共强权被迫赶出家园的西藏人民不敢表露西藏复国的意念,西藏流亡社区竟然成了西藏复国论的禁区。
   
   
   
   这种怪现象跟西藏的信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几千年来,西藏人民赖以生存的西藏高原,是一个环境恶劣,气候异常,猛兽成群的雪域高原,时时刻刻对藏人的生存产生许多未知的危险,为了战胜这些危险,藏人向望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护佑他们,并战胜它,从而想象出超越现实的神秘的怙主,如山神、家神、湖神等。这种求助众神保平安、消灾难的心理,慢慢进化成一种西藏的信仰文化,而这种求助身外力量的信仰文化催生出依赖心理。八世纪赤松赞普时期佛教盛行带来信仰文化的昌盛,随着信仰文化的壮大,依赖心理也得到强盛。经过上千年的宗教熏陶,最终,西藏人民的心里只剩下佛、神和来世等信念。
   
   
   
   简言之,自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到西藏后,西藏人民深入地学习并研究佛教文化,逐渐形成重精神、轻物质的人生观。因此,物质文化大大落后于其他民族。一个终身持“无我”观念的族群来说,什么国家呀、民族呀之类的东西乃是次要的!只因为把国家和民族摆在次要的位置,才沦落到今天的丧家弱国,流亡他乡,寄人篱下的结果。
   
   
   
   只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信仰文化和依赖心理的支配下, 600 万藏人向他们的怙主(藏语称“贡保”)达赖喇嘛看齐,也就很好理解了。全体西藏人民深信不疑的是,唯有达赖喇嘛才能使西藏引向自由与幸福。在如此纯粹的信仰面前,如果有人胆敢挑战达赖喇嘛的思想和立场,就等于和全体西藏人民过不去,所以,达赖喇嘛提倡了30 多年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就成了不能挑战不能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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