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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說蔡孟堅


    ——王亞法
   
    感激黃天才公送我一套較為完整的《傳記文學》,使我坐擁百城,喜不自禁,閑時翻閲,每有所得。
    剛才打開某頁,忽然掉落下一張狹小的名片,撿起一看,上面印著“蔡孟堅(O二)三二一四O五三(台北);(四O八)二八一一五一九(美國)”空餘處,用圓珠筆寫著,“忠孝東路一段,中央日報黃副社長天才兄,弟與李合珠兄有卅年交誼,特為文追悼,指正,弟孟堅”。

    從字句推測,時值八十年代中期,黃天才正任《中央日報》副社長,蔡孟堅寫了一篇悼念李合珠的文章,要求登載。
    李合珠何許人?
    剛才打開台灣GOOGLE,查得,此人系二戰后從台灣去日本開設“東京大飯店”的東主,日本娛樂場“扒金宮”遊戲機的研製者,在日本頗有影響。
    因李合珠不是本文所述主題,暫擱置一邊不提,單說蔡孟堅。
   
    一,蔡孟堅和顧順章
    蔡孟堅可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
    一九三一年,他任漢口警察局長時,手下一個叫尤崇信的中共叛徒向他匯報,漢口民眾樂園來了一個叫化廣奇的魔術師,中等身材,二十八九歲左右,上海口音,此人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化廣奇是他的化名。
    顧順章原本是上海機器廠的一名工人,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八七會議”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央交通局長;中央特科部長;一九三零年增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他領導的“特科紅隊”(又稱打狗隊),曾經殘殺過很多名叛徒和國民黨特務。這次中共中央派他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他把兩人送到漢口後,按計划理應立即返回上海,但手頭一時缺錢,打算暫留漢口,以化廣奇魔術師的之命,賣弄舊藝,賺些外快,不巧在這時,被叛徒尤崇信認出。
    蔡孟堅知道這個消息,立即派人抓捕。
    顧順章被捕後,態度十分傲慢,他藐視蔡孟堅,不肯透露消息,只說中共的中央機構現在上海,由他和周恩來負責,其它堅持要去南京,向蔣介石面告,並敦促“快送我去見蔣委員長!”。
    蔡孟堅立即用密碼,五次發電文,報告了上司徐恩曾,要求盡快派一艘軍艦,將顧順章押往南京。
    顧順章乘軍艦到南京後,被重兵送往徐恩曾的秘密總部門口。一下車,他看見門牌號是“中山路305號”,就着急說:“壞事了,我們有個叫錢壯飛臥底,他的聯繫地址就是這裡!”
    蔡孟堅聽罷馬上衝進去,錢壯飛已經遠走高飛了。
    錢壯飛何許人也?
    筆者從資料中得知,錢壯飛是浙江吳興人,和徐恩曾是同鄉,(徐是陳立夫的表弟,陳也是吳興人)。錢壯飛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同年考入上海無線電管理處,三年後,受中共派遣,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徐恩曾機要秘書。為了博得徐恩曾的信任,他利用徐恩曾好色貪財的弱點,為其拉皮條,幫助收受賄賂,巧使中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鬥爭技巧,將徐恩曾玩弄在掌股之中,甚至將徐恩曾與政府高級官員聯繫的密碼本也複製在手……
    錢壯飛臨走前,給徐恩曾留下一封威脅信:“可均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徐恩曾私生活糜爛,大量貪污公款,參與國民黨內部傾軋……把柄全捏在錢壯飛手裡。他讀罷此信,猶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把手下抓來錢壯飛的親屬都放了……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浩歎,當年中共對付國民黨的手法,如今在中共官場中再度氾濫,可見世間因果,歷史詭譎,不得不信!
    前面說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顧順章被捕,旋即蔡孟堅發五封電文,催徐恩曾派軍艦將顧順章押往南京,不料秘密電文被機要秘書錢壯飛先看到。
    二十六日一早,錢壯飛將電文繙譯好,放在徐恩曾的檯子上,說要回去休息,旋即登上十一點鐘的滬寧特快列車,為防不測,從上海站前的小站真如下車,及時將消息送給在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值班的聶榮臻。
    二十六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和浙江兩地的所有的機關和家屬均全部轉移。
    二十七日,顧順章在重兵的押解下,乘軍艦到達南京。
    然而一切都晚了!
    筆者當年曾聽歷史老師講過,中共在上海成都路山海關路附近有個聯絡點(現在改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門口有中共烈士汪壽華的塑像),那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去那裡,結果看見窗口掛著一隻淘米籮,這是地下黨預驚出事的暗號,他倆趕緊離開。
    據蔡孟堅事後對人,說只差五分鐘,就能抓住周恩來了。
    就是這五分鐘,改寫了中國近代史,就是這五分鐘,使中華民族的民主進程被後拖了一百年,甚至更多。
    事後,蔡孟堅對顧順章咆哮:“你在武漢時擺什麼臭架子,如果你早點告訴我徐恩曾身邊有中共的眼線,我會采取防範措施,現在人跑了,弄成如此局面,都怪你!”
    後來為了報復叛徒,周恩來親自指揮,率領康生(趙容)等人,將顧順章的家人全部殺害。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共挖出三十幾具死體……
   
    二,蔡孟堅和張國燾
   
    讀了《傳記文學》總212期才知道,蔡孟堅和張國燾有四十三年的友誼,相交之深,鮮為人知。
    起因是這樣的,張國燾一九二八年去蘇聯,出席中共莫斯科第六屆代表大會,會後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正遇斯大林的整肅風暴。他在見過布哈林,第二天布哈林就被斯大林整肅,為此他對所謂的共產獨裁有所清醒。他見過列寧,賞得一枚列寧勛章,憑此勛章在蘇聯境內享受特權,衣食住行全部免費,他認為共產黨明裡打著解放全人類的旗幟,暗下行魚肉勞動人民,是一件可恥的事。那時他太太楊子烈正在中山大學學習,他背著太太將勛章扔入河中。其時中山大學由斯大林派陳紹禹(王明)為首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大搞極左,整肅留學生,楊子烈也不能倖免,被貶往印刷廠當工人,由此夫妻倆開始看穿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本質,暗下産生了唾棄之情。回國後,張國燾與毛澤東內鬥激烈。他對共產黨的血性鬥爭感到深痛惡絕,決心脫離共產黨,與毛澤東分道揚鑣。
    一九三八年,他以共産黨邊區政府主席的名義,參加國共兩黨公祭黃帝陵的活動,公祭完後,即與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同機飛往漢口,投順了蔣介石。蔣當即囑咐戴笠,予以保護,戴笠知道張國濤和蔡孟堅同是江西萍鄉人,又是中學的先後同學,於是將保護張國燾的任務了交給了蔡孟堅。恰好那時陳獨秀從獄中出來,住在武昌糧道街,於是蔡孟堅從中拉攏(張國燾和陳獨秀同是北大中共的創始人),三人來往頻繁,從政敵變為好友,尤其是蔡孟堅和張國燾,其關係一直保持到終老。
    張國燾由武漢到重慶不久,他手下有一位叫何畏的軍長,受到了毛澤東的清洗。何畏投奔重慶,途中被國軍扣押,他寫信向張國燾求救,信中有“重大發展機會”一語。張國燾把原信轉給戴笠,請他設法將何畏釋放,送來重慶,但此事拖了半年,戴笠才將何畏押往重慶,交給張國燾。何畏見到張國燾後,抱頭大哭,說失去了大部隊歸向的機會。原來何畏和李先念都是張國燾身邊的人。張國燾投誠國民黨後,毛將何畏的部隊改編,並將他禁閉了很長一段時間。何畏釋放後,假往陣前偵查工作的機會,投奔重慶,臨行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張國燾舊部,勸他帶著妻子同去,走得越遠越好,並說如能見到老上司,請代問好,我們都有辦法……張國燾對蔡孟堅說,如果讓何畏早到重慶半年,能通過何畏策反李先念、許世友等舊部,足可促成毛共內亂,率領大批共軍投誠,說這話時,楊子烈也在場,說罷,夫婦倆流淚不止。
    張國燾歸順國民黨後,蔣介石曾有策反更多的中共頭領反水的計劃,但是由於軍統和中統的職能所繫,他們只重視張國燾提供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情況,而沒有把要點放在對共軍的策反方面,為此張國燾非常失望和苦悶,私下常向蔡孟堅傾吐苦水……蔡孟堅晚年在文章中回憶這段歷史時,十分痛心。
    還有,因張國燾是中共叛徒,投身國民黨後,頗遭國民黨內部某些人士的輕視,如抗戰勝利後,熊式輝向蔣介石推薦張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濟署江西分署處長期間,就常遭上司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的非禮,以致無法開展工作,最后辭職。
    嗚呼,國民黨目光短視,心態狹隘,所以屢屢挫敗於政治對手陣下,才是活該!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張國燾逃亡台灣,因當時局勢混亂,國民黨當局無暇顧及他的工作安排,生活無着,一九五零年轉居香港,改名換姓,以賣文為生,其時蔡孟堅暗下還是對張時有照顧。據蔡孟堅文中所述,有幾次他向蔣介石彙報完公務後,蔣介石都會問他張國燾在香港的生活情況,還要他轉告,希望他回台灣生活。難怪張國濤晚年蟄居加拿大多倫多時,在唐人街茶樓,年輕人問他,蔣介石和毛澤東相比,誰好?
    張國燾不假思索就回答:蔣比毛有人性!
   
    三,蔡孟堅和張大千
    提及蔡孟堅和張大千的友誼,那要追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
    張大千去敦煌,經過甘肅時,經于右任的介紹,住在魯大昌建在黃河邊的“嵩齡別墅”(魯大昌,字嵩齡,以字號為他的別墅名)裡。
    筆者前年冬天去蘭州,由張大千的嫡孫張洪寧陪同,採訪了魯大昌的孫女魯廣智女士。魯大昌生命的晚期,一直由魯廣智照料。
    魯女士帶我去看了“嵩齡別墅”,舊址已了無痕跡,沿黃河邊的一大塊土地,至今已滄海桑田,高樓林立,不復當年的繁華。
    魯大昌自一九三五年九月,守衛臘子口堵擊紅軍失敗後,一直不得志。雖仍有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的名義,但無實際軍權。於是他的“嵩齡別墅”也成了各路豪傑麇集,文人舞文弄墨的場所。
    一九四一年,蘭州成為特別市,蔡孟堅就任第一任市長,他也是嵩齡別墅的常客,那時他和張大千結識,以後成為莫逆之交。
    說到魯大昌,要補上幾句題外話。
    魯大昌軍閥出身,曾被蔣介石委任“甘肅討逆軍第二路司令”、“甘肅自治區總司令”……一九三零年,佔據岷縣、臨潭、隴西、洮沙、臨洮、渭源、武都等十四縣城,成為坐據一方的軍閥,尤其是受命蔣介石,在臘子口堵擊紅軍等經歷,從共產黨方面說,應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平民憤”的,然而他在岷縣被解放軍抓獲後,沒有被鎮壓,歷次政治運動反受保護,屢放屢抓,直到一九六二年逝世。
    臘子口是一個兩面懸崖,中間一條三十米寬的甬道的峽谷,可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險,中央紅軍要從此通過,難度極大。據魯大昌晚年私下與人說,紅軍過臘子口之前,聶榮臻率人,挑了鴉片和銀元來見他,希望他高抬貴手,讓紅軍通過,若紅軍日后取得天下,定當厚報。當時魯大昌面有難色,說若這樣做老蔣面上無法交代,結果彼此商議,演出一齣假打的活劇……據說,解放後魯大昌受審時,曾大喊:“叫聶榮臻來,問他說話算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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