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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征文】我的父亲(下)

我的父亲(上)
   我的父亲(中)
   
   (接以上文章)
   

   二十八
   
   四个月后,我逃到澳洲,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我将我的经历写成自传体纪实文学《静水流深》在国际社会发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惨烈。这本书被澳洲最大的出版社翻译成英文版“Witnessing History : One Woman's Fight for Freedom and Falun Gong”在澳洲、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在主流社会引起极大关注。数年后海外最大的华语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将我的故事拍成纪录片《自由中国》。片子问世后屡获国际大奖,我受邀到多个国家和城市演讲。我因此成了“名人”,也让留在绵阳的父母受到中共国安的格外“关注”。
   刚开始,国安只是定期找父母“喝茶”,后来就要求他们到海外来,劝我“归降”。
   有一年中秋前,绵阳国安局局长更亲自出马,对母亲说,诚恳的邀请我回去看看,一定保证我的安全。他们甚至说,可以写一份保证书交到我母亲手中。他们逼母亲跟我联系,传达以上信息。
   国安给我写保证?当初在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写不炼功的保证,他们把我们往死里整。事过这许多年,他们却要给我写保证?他们能保证我的“安全”,为何不把监狱里关的法轮功学员都放了?为何每天还在抓捕法轮功学员?为何还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这个星球上所未有过的”惊天大罪?这种将人、将人体器官当作商品,批量强取并贩售之事,连纳粹也没干过,已超过人类的想像能力。国安给我写保证?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我请母亲转告他们:对不起,我不想回去。
   恼羞成怒的国安终于露出真面目,放出狠话道:“这次不回来,一辈子也别想再回来!”
   很多时候,都是由母亲出面应对国安,从母亲口中,我知道父亲对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让她回来,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都是母亲接。爸爸很少跟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的说,他很好,让我放心。
   但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其实他并不太好。他的血压又上去了,眼睛里长了白内障,诺大的水杯都看不清,倒开水时会倒到杯子外面去……
   
   二十九
   
   2014年8月,在与父亲分离十三年之后,我突然接到消息,说他已被下病危通知,住进医院,“心脏衰竭,呼吸衰竭。”
   正在一家人心急如焚、仿徨无计时,国安特务不失时机的“及时”出现在医院,得意洋洋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母亲说,如果我想回去,可以找他们商量,云云。
   商量?几年前,我因处理一点私事需要办授权书的认证,去找悉尼中领馆办理时,他们递给我的,却是厚厚的一摞白纸。我必须在白纸上“交代”所有我在海外参加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以及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他们才会考虑给我做授权书认证。
   面对这种流氓行径,我除了转身走开,又能做什么呢?此时去找他们“商量”,会是什么结果呢?难道他们不会拿出一叠更厚的白纸?
   
   三十
   
   2014年10月27日,郁郁寡欢多年的父亲离开了人世。他走的时候,三个女儿一个也没能陪伴左右。
   我在异国他乡默默的哭泣。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时,我在情绪的冲动中,曾经真想冲到中领馆去签证试试。
   但我的主管劝住了我,让我不要冲动,并说父亲一定不希望我此时回去添乱。
   父亲临终之际,国安还不忘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继续逼迫母亲。母亲被逼急了,咬牙说:“不用她回来!人死了,我一把火烧了,骨灰洒到涪江里去!她要有孝心,在心里想着点她老爸就是了。没孝心就拉倒,不用她回来!”
   听到母亲的这种狠话,我除了心如刀绞外,又能如何?在共产邪党统治的天下,母亲要没这点狠劲,又焉能忍受一次又一次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独立支撑和承担那么多事情,而活到今天?
   
   三十一
   
   我的心乱了一个多月,为自己过去十几年都不能见到父亲、不能在父亲最后的岁月在他身边尽孝而难过,更痛悔自己因害怕家中的电话有监听、怕给父亲带来麻烦、怕自己的劝说失败,等等,而没有早点动员他重新修炼法轮功。在他去世的头一天,我还曾计划第二天晚上要不管不顾、克服种种怕心,劝他重新修炼来着,谁知第二天一早,听到却是他的死讯……他如果能早一点恢复修炼,结局一定不会这样!我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一切。
   终于, 我想起一个办法,那就是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替他发一个退党声明。虽然他生前曾告诉我,他已经退党,但我不知他是以何种形式、怎样退的,因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替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发个公开声明。
   我深信,人死后元神不灭,哪怕是他到了另外的空间,帮他抹去曾经的中共兽印,也是必要的,也是目前来说,我唯一能帮他做的。曾经才华横溢、善良正直的他,曾经因修炼法轮大法而使生命绽放异彩的他,如今却这样悲苦的离世,甚至在死前都不能见到他最钟爱的女儿一面,这些不都是拜中共邪党之所赐吗?我深信,已经到了另外空间的父亲一定会乐见我帮他声明退党。
   
   三十二
   
   2014年11月29日,我在大纪元退党网站替父亲发表了如下声明。由于心绪依然烦乱,这份声明写的很“简陋”、很是辞不达意。
   《代先父蒋胜之退出中共邪党》
   先父蒋胜之,生前曾修炼法轮功,后因中共迫害而被迫放弃,近日于病中郁郁而终。父亲修炼之后,本已获得身心的极大改善,外貌亦年轻了不止十岁。中共的迫害,夺走了不知多少像他这样的曾经的修炼人的性命!
   父亲生前虽已选择退出中共,但未曾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今日代他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及与中共邪党有关的一切组织,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此心慰。
   蒋胜之之长女:曾铮
   
   三十三
   
   我一直想再写点儿什么来纪念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也不知从何写起。
   2015年4月,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退党、退团、退队声明的“三退”人数突破了两亿,同时大纪元网站刊登了《两亿人“三退”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公告》。我想:那就通过参加这次征文来写出自己对父亲的纪念吧。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方式了。
   于是我流着眼泪,写下此篇长文。
   
   三十四
   
   至于我自己,已在2004年12月15日,《九评共产党》发表后近一个月,发表如下退党声明:
   《声明退党 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中共镇压法轮功并且规定:“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大法”,本人因为毫不犹豫选择继续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关押一年多,以为就此早已过了中共党章规定的期限──长时间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所以,本人认为与“共产党”应该早已“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
   近日读了《九评共产党》及张杰莲的《〈九评〉天符封中共九孔大穴》等文章,直有醍醐灌顶之感。细细想来,决定提笔写下这份退出共产党声明。理清自己从入党至今的思想历程,既是自觉清理从一出生起即被共产邪灵强制侵蚀的思想,也是自觉顺应“道解共产党”的大道洪势,在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做出清醒明智的选择。
   我最早能记得四岁时的事情。那时在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后,会惦着脚尖唯妙唯肖地模仿“喜儿”的舞蹈动作,母亲颇为我的舞蹈“天才”自豪。
   三十多年后来到海外,看了这个被树为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的真相资料,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原来纯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完全是捏造;而且,捏造这个故事所要配合的,是“解放”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可怕的运动造成近十万“地主”丧生及所有土地被无偿剥夺。
   人一生中最初的记忆,竟就与十万人命的惨剧,和一个至今仍未被完全揭开“人变鬼鬼变人”的弥天谎言相联,想来岂不令人心惊!
   我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又曾称“红小兵”)的了。据母亲说,是在小学一年级。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听话,第一批就入了队。从小到大,我都是以此为荣的,“首批入队”,被视为“进步”、“光荣”的象征。
   这让读了《九评》的我再次感到心惊:作为一个尚不完全能记得事情的六岁孩童,我就已经被拉入了共产邪教的“预备队”,一次一次,不知唱过多少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共邪灵将共产邪教设为国教,国人从一落地起即不可逃避的坠入其中。
   小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从学校到社会,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如果“革命宣传画”能称之为“美术”的话)、电影,全部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及“毛主席”如何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如何“伟光正”的。
   天长日久浸淫在党文化的氛围中,虽然本性善良纯朴,但思想中早已不自觉的接受了不知多少党所要灌输给我的东西。
   加入“共青团”是初中的事情。虽然这时我当然已经记事了,而且好像是自己“明明白白”写的“入团申请书”,现在想来也完全是被控制着这样做的——整个社会、学校的“舆论导向”早已让我认定:“入团”是上进、“表现好”的象征和结果,是极其光荣的事情,哪个上进青年不争取?
   84年考进北大后,正遇上89之前一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各种思潮接触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反思,也有那么一些。但是,在党的诱导下,我与许多人一样相信,“拨乱反正”后,“文革”的悲剧不会再现。
   大学三年级时,我成了全班第一个党员。促使我入党的有两个因素:一、我听信了一种说法:新鲜血液的注入可以改造这个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二、父亲在苦苦追求二十年以后,在我大二时入了党。这在当时给我很大震动。我想:父亲是“过来人”,他追求了二十多年未曾放弃,一定有他的理由。入党,也应该是我的选择。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这是一条多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当初怎么会被它“说服”?
   对于父亲的事,我从来就知之不多,只大概知道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被发配到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变相地“改造”了很多年。
   我四岁多时,妹妹出生了,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不能同时照顾我们姊妹两人,只能将我送到父亲那里。我跟着父亲,住在搭建在荒凉的河滩上的“牛毛毡”棚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父亲也从未跟我谈过任何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或他对于国事的看法。他本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但直至我高二需要选择学文还是学理时,才第一次听到他发表任何跟政治有关的评论: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而学文科,却太受政治影响了。因此,虽然许多人主张女孩子应该学文科,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还是选了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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