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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征文】我的父亲(上)


   
   
   
   有海量老照片。包括俺小时候和俺爸俺妈“小时候”。但博讯贴图太麻烦了,有图的版本请点这里看,谢谢:

   
   【三退征文】曾铮:我的父亲(上)
   1980年代,作者(右一)与两个妹妹摄于中江朝中老家。身后即为祖辈留下的土墙屋。(作者提供)
   
   一
   
   我的父亲1933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朝中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说我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活下来九个。我父亲排行老二,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他自然从小就有了帮忙养家的责任。
   我记事后,是到了高中时代,也即1980年代,才第一次跟随父母回到朝中老家。几位叔叔仍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土墙屋中,家中真正是“家徒四壁”,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也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只能用昏暗的煤油灯勉强照明。
   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完全是赤贫的家庭,1949年“土改”划分“成分”时却被划成“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这个词,是我1973年上小学一年级,填档案表被要求填写父亲的“家庭成分”时第一次听说的。那时人人都有个人档案,从上小学起就跟着你,跟你一辈子。刚上小学的我已经知道了有“地主”、有“贫下中农”,却不理解什么叫“小土地出租”。问妈妈,她立即愤愤不平的说:“你爸爸家人口那么多,地并不算多,要按人均土地面积算,挺多划个‘中农’。吃亏就吃亏在雇了外人帮忙种地,结果就划成‘小土地出租’了,划高了!”
   
   1990年代,作者再次回到老家,土墙屋依然是旧时模样。(作者提供)
   
   我听的似懂非懂,但隐隐的明白,“成分高”是件很可怕的事。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因为爷爷是地主,全班同学都鄙视她。我有一次到她家,无意中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黑棉袄、坐在角落没有出声的老头。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她的地主爷爷,心中立刻觉得非常恐惧,像看见妖怪一样,找了个借口赶快逃走了。
   还好我母亲的成分是“城市贫民”,算是无产阶级,将父亲的“高成分”“扯平”了一些。
   母亲的生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她被送给了养父母。其实,母亲的养父,也就是我外公,曾是个“资本家”,在中江县城拥有一个酿造厂,一个门市部,我父亲就是在外公的门市部当小伙计时认识我母亲的。后来外公抽鸦片,家道败落了,因此到了共产党来了划成分时,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据说外公后来经常在外婆和母亲前夸耀自己抽鸦片的功劳:“要不是我,你们能沾光当上‘无产阶级’?”
   
   二
   
   父亲小时候念过一点私塾,后来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每天自己背着干粮当午饭,作业必须在学校做完,回家后所有的时间都得用来帮家里干活。每一个“场”,他还要编出一“个”布去卖。
   四川人把去集市叫作“赶场”,农村似乎是十天半月就赶一次场。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一个布”到底是多少,小时候没问过父亲。
   父亲十几岁时,执意要去县城读书。奶奶不想让他去,因为家里需要他,所以就给他说了一门亲,想让他早点结婚,好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充当壮劳力。
   父亲说,相亲时,看到对方是个长着“猪肚子脸”的女孩子,他一点都不喜欢,因此断然拒绝,再后来还是克服万难去县城求学,并在那里遇到我母亲。
   父亲每次说到“猪肚子脸”时,都带着一丝丝的鄙夷;而我总是想:好险!还好爸爸没跟那个“猪肚子脸”成家,不然岂不永远“沦陷”在农村?而且这个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我了。所以自此不管哪个女孩子、女明星再漂亮,但只要她的脸型是“猪肚子脸”,一定遭到我的“唾弃”。
   不过我始终没有搞懂:在家里压根就不支持父亲上学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小少年,怎样就能“自动”的这么励志呢?
   听母亲说,父亲到了县城后,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十八岁才上“高小”(小学四年级)。但他非常勤奋,也很有才,吹拉弹唱,打球游泳样样来得,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很漂亮。他的作文,曾在全县被当作范文,母亲也学习过,父亲因此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呢!
   
   三
   
   父亲学生时代的标准照。我小时候心目中的美男子,就应该是这样子。(作者提供)
   
   父亲二十七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考上了四川西南政法大学,成了朝中乡第一个大学生,当时乡里曾轰动一时。
   我印象中,父亲只给我讲过一件他大学时代的事,那就是打饭的技巧。
   父亲说,大学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国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大学食堂开饭时,是八个人一桌,每一桌给一盆饭,大家自己盛到碗里吃。
   那时每个人都饿得如狼似虎,饭一上来,大家都拼命盛上满满一碗,飞快的吃。父亲则相反,每次只盛半碗,然后也飞快的吃。因为他的饭少,所以总能先吃完,吃完后再狠狠的盛上一大碗慢慢享用。这样,别人吃到一碗饭,他却能吃到一碗半。
   父亲讲这个故事时,脸上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还有一种农民式的狡黠。
   不过,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次成功的利用这个方法抢到一碗半饭吃,因为母亲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曾被饿成“水肿病”,躺在医院里差点没死过去。
   
   父亲学生时代的全身照。(作者提供)
   
   母亲还说,父亲这个大学上的很不容易,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生活费给他,他一到周末就得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卖苦力,当装卸工,扛很重的货物上下船,挣一点点零用钱来维持最基本开支。
   1964年,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绵阳财贸干部学校做教师。那时母亲已在中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做了好几年教师了。
   
   四
   
   母亲的养父母虽是“无产阶级”,但她的生母后来改嫁给一个被共产党打成“恶霸”的人,母亲因此受到牵连,也成了异类,初中毕业后就不让她升高中了,当然就更不能再上大学。心高气傲的母亲觉得没脸见人,一气之下跑到远远的山里躲起来,当起了乡村教师。那年她才十六岁。
   1965年,父亲与母亲结了婚,但却未能调到一起,彼此相距约两百里地。
   
   父母年轻时的合影。(作者提供)
   
   1966年,他们有了我这个长女。也就是在那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我刚一岁,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当时他因急性肝炎正在住院,但也从医院拖到台上挨斗,双手被涂成黑色,以示他的“黑爪牙”身分。
   挨完了斗,他还被责令抄写若干份检讨书,张贴到指定地点。
   父亲身体虚弱到根本不能动弹,这项任务,只能由当时仍在绵阳休产假的母亲代为完成。母亲用布带将我绑在背上,一手拎着一桶用面粉熬制的浆糊,一手拿着一大卷用毛笔抄写的“大字报”检讨书,整整贴了一夜,才算完成“任务”。
   
   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父亲挨斗,母亲将我绑在背上,连夜去替父亲张贴“认罪书”。(作者提供)
   
   大约在我两三岁时吧,父亲被发配到偏远的四川省绵竹县汉旺镇。这是一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距母亲教书的地方大约也是两百多里。父亲“落户改造”的粮机厂建在荒凉的河滩上,几乎什么都还没有。
   
   五
   
   母亲抱着两岁多的我,与好友的合影。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免享受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拥有一个洋娃娃。两个妹妹出生后,家里就不再有钱给她们买洋娃娃了。(作者提供)
   我三岁时,仍然跟着母亲过活。(作者提供)
   
   我四岁多时,大妹妹出生了。母亲无力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因此我被送到父亲那儿,开始跟着父亲在荒凉的河滩上过活。
   父亲每年会带着我去探望母亲和妹妹一次。两百多里地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近,可在那时却觉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妈妈的学校在很深的山里。艰难的倒几次慢得像牛一样的长途汽车后,还要步行翻过好多个山头,走好远的山路,才能到达妈妈那里。
   听妈妈说,第一次看着由爸爸带回去的我,她差点哭出来。我原来圆圆的脸瘦成了一小条,脸上似乎只剩下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最让母亲不能容忍的是,父亲给我洗脸时,只知道洗脸蛋上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他地方不管,所以我的耳朵背后一直到脖子上,都积着厚厚的污垢。我的两个小羊角辫也被爸爸扎得一高一低的,根本不对称。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儿变成这样,妈妈很伤心。
   
   我四岁多时,开始跟着爸爸过。我头上那剪得参差不齐的傻傻的刘海,和两边一高一低并不对称的小羊角辫,当然都是爸爸“杰作”,这些在妈妈眼中都是不合格的。不过,请大家注意,我身上穿的带荷叶边的连衣裙,也是爸爸亲手做的。我长大后第一次得知这裙子居然是爸爸手工缝的时,曾感到非常吃惊。从小到大,我们三姐妹穿的衣服基本都是妈妈做的。那时买布要“布票”,限量供应。过年时妈妈给我们三姐妹做新衣,都得用“套裁”这种最省布的手法裁剪,布才够用。我一直到上大学才开始穿从商店买的成衣。(作者提供)
   
   有一年,我和父亲要从妈妈那儿离开前,妈妈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到家后再给爸爸。
   我第一次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兴奋的不得了,不知道拿那封信怎样才好,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刚走完山路,还没坐上长途汽车就交给了爸爸。爸爸看完信,二话不说,背着就我往回走,回到妈妈那儿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倒在床上。我吓坏了,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特别害怕妈妈责怪我没听她的话,提前把信交给爸爸。
   多年后,我才隐隐了解到,当时妈妈在信上提出要与父亲离婚——这样分居两地的艰难日子,她实在是过够了!
   据说爸爸当时曾“以死抗争”,才勉强打消妈妈的离婚念头。母亲年轻时是中江县城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父亲上大学时不停的给母亲写情书、情诗,每封信都变换不同的字体。父亲的字很漂亮,诗也写的格外动人。他的才气和恒心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大才子会在一夜间变成“黑爪牙”,“黑爪牙”家属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
   
   六
   
   一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才被允许与爸爸团聚。这时我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终于在建于河滩上的小平房中过上了“团圆”的生活。
   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其匮乏的年代。父亲是他所在工厂唯一的大学生,母亲在汉旺镇小学当老师,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黑五类”家庭,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怎么也是个“异类”。母亲甚至不鼓励我与其他孩子玩耍,怕万一小孩子间有了争执打起来,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而把父母也牵扯进去,让一家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许多个盛夏的夜晚,别的孩子都在外面乘凉、嬉戏,我却独自呆在家里。河滩野地上蚊子特别多,我只能把自己关在闷热的蚊帐里看书,汗水嘀嗒嘀嗒的掉在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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