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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傳珩:香港公民抗命加深中南海「顏色革命」焦慮症

   
     近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罕見地以整版篇幅刊登五位官方學者文章,警告不能「掉入顏色革命的陷阱」,聲稱「顏色革命」是美國打著民主、自由的幌子,強行將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強加給所在國家,是西方勢力推行干涉、大搞顛覆的工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甚至在《「顏色革命」危害深重》一文中痛斥顏色革命「是國家安全之敵、動亂之源、人民之禍」。
   
   
   


     北京防範「多米諾骨牌」效應
   
   
   
     香港反對北京假普選內容的「八三一決定」所引發的「公民抗命」(佔中),一直被中共視為「顏色革命」在香港的翻版,遭到北京官方媒體鞭撻,並妖魔化為「反黨叛國」,甚至操縱「反佔中」勢力,反制「佔中」民意。去年十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標題為《美國對顏色革命為何樂此不疲?》的文章,指責美國一些勢力為香港的佔中運動推波助瀾。文章說,美國一些非政府組織和智庫為佔中積極出謀劃策,美國白宮、國務院發言人和其他官員以及一些駐港外交官屢次對香港問題表態,對佔中提供道義支持。近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方式連發對「顏色革命」的大批判文章,就是想在香港立法會對二○一七年特首普選政改方案表決之際,敲打泛民派,提防香港「公民抗命」可能帶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但六月十八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政改方案。在「建制派」議員大批離席的情況下,香港政改方案僅獲得八票支持,反對票多達二十八票,致使香港街頭「公民抗命」運動,在立法會結出法律碩果。香港媒體整理出來的六‧一八立法會投票議員頭像,已成歷史豐碑,永遠銘刻在八百萬香港人心目中。這不僅令中共當政者極度尷尬,更令世界輿論為之振奮。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一篇沒有署名的防範「顏色革命」文章《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在《人民日報》網絡論壇刊出,並由新華社發佈消息,接著就在各大新聞網站、主流媒體微博轉發,成為背景詭秘的中國互聯網輿論事件。此文稱,「中國一旦失去共產黨的領導,將會天下大亂。中國要亂了,那就是十三億中國人的災難」。文章認為互聯網上「詆毀攻擊共產黨的文章」「絕非一般人所為,而是西方反華勢力有計劃、有步驟對中國的『文攻武略』」。此文典型地反映了中共當局對在中國可能發生「顏色革命」的心理焦慮。
   
   
   
     社會變革自身要求「顏色革命」
   
   
   
     其實,歷史上由於不存在對制度進行和平變革的可能,所以一旦制度的壓迫超過民眾所能容忍的限度,人們只能訴諸暴力來改變現狀。然而,冷戰後期「愛因斯坦研究所」創始人吉恩夏普「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在蘇東劇變與「顏色革命」得到應驗。蘇東劇變的基本成果是普世政治原則和價值觀念在原蘇聯國家落地生根,和平地轉變了這個龐大紅色帝國的發展方向;而「顏色革命」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東國家的民主轉型,到緬甸、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乃至中國的民眾維權運動,其矛頭均指向了變革制度本身。
   
   
   
     習近平認定前蘇共倒台、國家解體的教訓在於:搞亂了思想;放鬆了對軍隊控制;蘇共沒有「真男兒」。因此,他要時刻警惕「顏色革命」,強調「黨的絕對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定力。習近平當選總書記首次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以「拒腐防變」為首要任務。接著,他便在黨內高調反腐的同時,堅決防範西方價值導致「顏色革命」。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三次強調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特別是自習近平「八‧一九」講話以來,官方不斷加強意識形態控制,「新輿論鬥爭」甚囂塵上,一再發起對民主憲政、公民社會、普世價值的批判,甚至抓捕民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前不久,當局重判了高瑜,就是因為其披露了中共意識形態的「七不講」秘密文件。如今,中國大陸內的異議人士、民間組織及網絡自由媒體,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當局在新聞界、律師界、公益界的打壓,目標都指向防止社會發生「顛覆性錯誤」。種種事件顯示,習近平已不再像前兩任那樣對「顏色革命」遮遮掩掩,而是強調「不做開明紳士」,「不做騎牆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更是強化個人集權;四中全會後,又親率全軍在古田開會,堅拒「軍隊國家化」;乃至整黨、反腐、新反右等的一系列舉措,無疑都源自中南海的「顏色革命焦慮症」。
   
   
   
     「顏色革命」的發生和發展,曾體現了一些獨聯體國家內部政治變革的傾向,表達了民眾追求進步和民主的良好願望。
   
   
   
     「真男兒」再多都無法螳臂擋車
   
   
   
     眼下,民主政治全球化正驅動著北約東擴,導致亞洲化北約與全球化北約來勢逼近,這些都是民主政治全球化已經到來的現實反映,而並非西方國家僅憑自由意志單方力量使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顏色革命」是西方一手製造出來的,客觀地說,並不是誰想在哪個國家搞「顏色革命」就可以成功的,而是由於這些國家背棄民主世界化潮流引發的政治危機。正如香港雨傘運動與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政改方案,絕非是西方操縱的一樣。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出極限,美國和歐洲都無法將事態引向自己期望的軌道。這是與資本全球化擴張階段相適應的民主世界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十一世紀的「顏色革命」,將越來越成熟地展現公民抗爭的群體性、公開性與和平性的巨大意義。問題是如此公民抗爭引發「顏色革命」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何時衝擊那些像中國一樣恐懼「和平演變」的國家。
   
   
   
     當今世界,實現民主現代化的各國模式可以多樣,但國家權力來源必須正當,權力運用必須分離、制約的普世政治倫理不容篡改。處於世界民主化變革風雲席捲中的中國,無論有多少「真男兒」,都無法螳臂擋車。這是中南海深患「顏色革命焦慮症」的根本原因。而香港反對北京假普選內容的「八三一決定」所引發的「公民抗命」(佔中)在立法會結出法律碩果,更加深了中南海對「顏色革命」的恐懼。
   
   
(2015/07/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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