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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文革秘档大面积外泄 “4.22”惨遭洪水灭顶之灾



二十,文革秘档大面积外泄 “4.22”惨遭洪水灭顶之灾——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20)

   

(一)广西文革秘档大面积外泄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 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结束开始,到 1988 年 12 月完成内部出版,历时 4 年。这套珍贵的《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 600-800 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这套档案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也已经被收入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经宋永毅推荐,明镜出版社决定出版其中最具宏观视角的第十八册《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改名为《文革机密报告——广西报告》出版,以还民众了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权,更提供给他们一个“身临”近半个世纪前的血雨腥风的机会。
   
   图:《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 關於廣西文革的一本新書 明镜出版社
   
   宋永毅应出版社所邀为之作序,认为这一机密档案的出版将给当前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带来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这一近八千字的序题名为“机密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文革研究的新课题”,共分为“值得追究‘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起源”,“破除各级党组织‘抵制文革’的迷思”,“军队‘支左’使文革从动乱迅速走向灾难”,“解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神话”和“韦国清的不倒翁之谜”等五节。《文革机密报告——广西报告》一书共 36 万字,590 页。全书除了按大事记格式的文革纪事外,其附录还有“原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三张大字报”,“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和“自治区机构领导人名录”等。
   

《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14年岁末,宋永毅等七名旅美的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1976》系列完成。其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简称“数据库”,下同)所收原始文献6,749篇,中共的文件和内部档案,约占了总文献数的40%左右。该数据库的亮点是新发掘出一批广西文革密档,如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和第九部份“文革中的特殊档案、检查、交代、申诉书、请罪书、遗书等”均为刚刚显现的全新材料。
   
   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这里面包含有:
   
   1. 容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1986-12-0
   2. 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1987-2-0
   3. 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1987-2-0
   4.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的目录和前言 1987-3-0
   5. 桂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1987-4-0
   6. 岑溪县“文革”大事件, 1966—1976 1987-4-30
   7. 梧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987-5-0
   8. 全州县“文革”大事件 1987-5-1
   9.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 1987-5-28
   10. 柳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987-6-25
   11. 百色地区“文革”大事件 1987-8-0
   12. 宾阳县“文革”大事件,1966—1976 1987-8-0
   13. 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1987-8-0
   14.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二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987-9-0
   15.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的目录和部分县的前言 1987-10-0
   16.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部分县的目录和前言 1987-10-0
   17.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1987-10-0
   18.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的目录和部分县、市大事件的前言 1987-12-0
   19.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 1988-12-30
   20.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二 1988-12-30
   21.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三 1988-12-30
   22.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四 1988-12-30
   
   嚯嚯,这一数据库功德无量!几乎将全广西重要的文革密档一网打尽,并涵盖了广西文革机密的方方面面。其意义从纯粹的学术研究到保存民族集体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升华。就如同前苏联崩溃,俄罗斯韩战机密档案解密,倒逼中共方面不得不解密相关档案。随着《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的扩散,使人民大众有了知情权,中共当局是遮掩还是开放文革档案的尴尬局面可想而知,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史上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它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毕竟不远。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性的重复并非是不可能的。
   二十,文革秘档大面积外泄 “4.22”惨遭洪水灭顶之灾

   图1: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南宁市、梧州地区、武鸣县的《文革大事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民族大劫难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曾庆红之父所代表的中共汉奸机密

   
   另外,文革还阴差阳错地和抗日战争发生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动中,还阴差阳错地揭露过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侵略军的暗通款渠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汉奸机密。和这个故事有关的档案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档案收集在宋永毅等编选由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的。
   
   曾庆红之父曾山,他是中共的大特务,中共建政后首任内务部长。抗日战争中他在苏北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主要事情是:让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在文革中间,1967年9月造反派把这个档案给冲出来了,就说他是个大汉奸,就开大会斗他。结果曾山立刻打电话向周恩来求救。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共的高级机密,当场手书中央文件提出四点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周恩来是非常谨慎的人,所有的档他都会通过毛泽东划圈,可这个文件他没有经过毛泽东,而是当场手书四条发下去,把曾山给救出来。这个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曾山传》里面就有。这是为了保住一个什么国家机密呐?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党和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汉奸机密。
   

文革研究再演“敦煌故事”

   
   文革远去,文革研究渐热。文革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在国外。类似的尴尬不仅限于“文革”研究领域。
   
   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持久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到1996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本(篇)(参见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8)。另一方面却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犯禁的独立研究课题。然而,大陆的学者和作家们仍以回忆录、报告文学等等形式书写文革。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谓浩如烟海,但文革后中国图书馆中的许多这类收藏都无法自由查阅。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间和海内外学者手中的不少可贵资源又因为缺少一个资料信息的共享工程,无法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进展。
   
   北京的一位学者指出:沒有人做文革历史研究,因为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不能得到学术职称。所以,就沒有人做这种研究。他說得直截了当。
   
   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们只要一读《文库》第一部分有关中共文件最后十一年(1978-1988)的目录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当今中国毛左横行,文革余孽丑剧频繁上演的根源所在。
   
   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亡!
   
   历史将感谢并铭记如下有社会良知的学者:
   
   宋永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 (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 抒 (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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