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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七)

张西挺: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张西挺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1962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wengewang.org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wengewang.org
    (三)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wengewang.org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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