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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后邓小平称华国锋能再执政20年

   201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李海文老师的文章《华国锋谈史传写作》。文章中谈到了华国锋的辞职问题,华国锋自己说:“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的说我傻瓜。有的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
   
   1978年冬,华国锋参加北京密云水库的维护
   
   读了这个细节,我相信华国锋说的是实话。前不久,我在整理于浩成先生所存资料时,看到了1979年邓力群的《访日归来的思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


   
   “有的日本人说,你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今天这样整,明天那样整呢?华国锋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也常常变。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也有变动,内阁改组,党派斗争,屡见不鲜。可是这种变动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内、国内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使这种斗争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月末,我到李海文老师家取材料,我和她说了邓力群报告中华国锋说的“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时,她说,下个月我有一篇文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上面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华国锋不愿再在党内就权利问题进行缠斗。此前,他也曾试图斗争过,78年他想搞海军阅兵,但被叫停。79年在对越问题上他反对动用武力,但邓小平坚持。他知道部队不听自己的。作为政治家,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去意恐怕早有,这说明华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请辞之前他还是和支持他的叶帅吐露了心曲,虽然,我们看不到和叶帅谈话的内容,但可以肯定地说,叶帅是不同意他辞职的,要不何来“傻瓜”之说呢?
   这个细节,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鲜为人知,特别是省部级干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华国锋没有自知之明,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恐怕还会给他保留一个政治局委员。其实他们不知道华国锋是要 “坚决辞掉一切职务”的,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前几年,我在整理黑龙江省老省长陈雷的一些谈话资料时,看到了他的一个谈话,在这个谈话中他谈到了1977年12月6日,汪东兴给黑龙江省打来电话,电话通知刘光涛、张林池、杨易辰、于洪亮、李力安、陈雷6个人到北京开会。陈雷回忆说:
   
   1977年的冬天,杨易晨通知我,说中央要找我们省的领导谈话。我问都有谁?杨易辰说,还有他、刘光涛、张林池。我一想,人家都是省级领导,我现在才是个厅级干部,不是省级呀。既然中央点名让我去,就必有原因吧。到了北京,我们住进北京饭店。一天夜里,中央领导要找我们谈话。黑天里,汽车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是西山,这里有一个中央的秘密工作地点,外人是不知道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这时华国锋是党中央主席,但是他也听邓小平的。
   
   中央领导先听了我们介绍黑龙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经济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整肃“文革”流毒,清洗“造反派”等工作。邓小平同志对我们说,新的形势要求加强省的工作,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必须调整。宣布中央决定撤消刘光涛的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到长江航运局当一把手。刘光涛省革委会主任由杨易晨接替,主管省委工作。原来杨易晨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由我接替,主持省政府工作。张林池也撤消省革委会副主任之职,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任农垦部、农业部副部长。
   
   中央宣布了任命决定以后,我们返回北京饭店,刘光涛无精打采。第二天一早,刘光涛找我,让我帮助他。他说他不打算去长江航运局,那里的航运总部设在武汉,一把手也得受湖北省领导,觉得丢面子。我的正式任命都没有下来,我也没有权哪!怎么好帮忙呢?他让我给说说好话,我说:“行。”因为我在建委工作时,如建涤伦厂和飞机场向省委打报告,省委认为挺好,刘光涛还写了批示,从这方面来看,他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不是刁难,所以对他的印象比较好。可是他不从长远想,不能激流勇退,不服从中央的安排,这一点就不好,如果在长江航运局好好干,干出成绩来,还会有提升的机会。他没有自知之明,又没有踏实工作的准备,所以不行,李德生就有自知之明,文革中他是中央副主席,“四人帮”一垮台,他马上提出辞职,他因为没有野心,给他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最后。华国锋就没有自知之明,如果他主动要求下来,至少能保持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他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功的,起重要作用。他是被逼下去的,所以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刘光涛不服从分配,最后也只按省军区政委的待遇在省军区休养至今,只是占了一座好房子。再说,刘光涛跟造反派干了那么多年,也是有错误和不可推卸的责任。退居三舍,后来才可能再上去,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并不知道华国锋是主动请辞,而且还是“坚决辞掉一切职务”的情况。陈雷说李德胜是文革后请辞中央副主席一职的说法是不对的,林彪事件后的1974他就辞去副主席职务,对此毛是有批示的。
   
   陈雷说“他是被逼下去的”这话也确实说出了一些实情。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其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共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集中批评了华国锋。11月19日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一共讲了五点,其中第二点谈了自己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基本看法,他说:
   
   我首先想说,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万8千人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
   
   这个长篇讲话现在看来有一些过头话,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和一些老干部的做法大有不同,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其新作《亲历拨乱反正》一书中回忆: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他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胡耀邦的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是最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关于华国锋对胡耀邦的这个发言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对胡耀邦肯定是理解的,因为他深知党内斗争的规则,他的去留这不是胡耀邦所能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海文文章中说的“他寡言少语,为人宽厚,不愿意讲别人的坏话,这为我们还原历史增加了困难”。
   来源:八阕
   

此文于2015年07月2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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