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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佣金上亿支配军阀 陈独秀无足轻重

李大钊佣金上亿支配军阀 陈独秀无足轻重
    发帖者:嘉崎
   
   
   陈独秀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陈昔凡(陈衍庶,1851-1913,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字昔凡,又名陈庶,晚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陈昔凡是举人和道台,在东北剿匪时招安过张作霖(陈衍庶代理新民府知府时,将当时落草为寇的张作霖收编为清军营官,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

   
   他的文人造诣不低。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说,“皖江南北,素多画工……陈昔凡(庶)、姜颖生(筠)皆左清晖而右麓台。”(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清晖老人。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道人。二人同为清初绘画大家)陈独秀后来痛骂“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的钱玄同致陈独秀函中发明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同期发表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把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和明代的归有光、前后七子骂作十八妖魔),其实这两者恰好就是安庆陈氏颇足自豪的家学。《陈独秀书信集》“致吕澎书”(1919)说,他家收藏的王石谷书画就有二百多件。《怀宁县志》说:陈昔凡“工书画,以邓石如(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刘石庵(刘墉,1719-1804,号石庵。清代书法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王石谷、沈石田(沈周,1427-1509,号石田,明代大画家)四先生为师。门额曰:‘四石师斋。’”陈昔凡宦囊丰厚(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此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在安庆老家修建巨宅,在北京琉璃厂开办古玩店“崇古斋”。辛亥革命打断了他的仕途,此后他就留在北京经营古玩。陈独秀少年留在老家读书。据他后来回忆,寡母的希望给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她说丈夫早死,没能考中举人,儿子一定要补偿父亲的遗憾。陈独秀后来对自己的家学如此痛恨,很可能是因为恨母情结的发泄。寡母利用道德制高点,实施弱者的暴政。受害者无法像对待强者的暴政一样,理直气壮地报复,只好乞灵于孔子最反对的“迁怒” (《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后半生致力于破坏母亲的希望。
   
   陈独秀自幼名士气十足,觉得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层次比混饭吃的八股敲门砖高得多。华丽放诞的文选派尤其贴合少年心性。大多数名士都是这么想的,但他们通常要等中举以后才敢公开鄙视用完即扔的敲门砖。陈独秀的胆子比他们更大,在院试时就不守八股规范,滥用驳杂灿烂的六朝文,结果出乎意料地感动了阅卷老师,考中了第一名。(1896年,陈独秀参加院试,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估计阅卷老师的知识层次刚好比应试专家高一点点,但又没有高得太多。如果完全看不懂,当然不会赏识。如果完全看懂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也是舆论领袖引领风骚的秘诀。你要比流行的社会思潮复杂深刻领先一点点,但千万不能复杂深刻领先得太多。名士文化和科举文化既相反又相成,奥秘尽在不言中。陈独秀误打误撞,一开始就勘破了真谛,诚所谓天之所兴。他后来回忆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的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陈独秀《实庵自传》)“孔家店”里的爱恨情仇,在这段话里暴露无遗。理性通常是感情的仆人,成年人通常是儿童感情记忆的代理人。
   
   根据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他去南京考举人的时候,在反叛精神的驱使下,故意交了白卷。无论真相是不是这样,家乡的土鳖社会是理解不了这种情操的。此后几年,母亲和妻子没给他好脸色看。她们觉得有官不考这种做法,跟乡下人进城花天酒地荒废学业一样糟,不懂陈独秀为什么居然要求她们表示崇拜。陈独秀试图改造她们的思想,不幸惨遭失败。
   
   他做惯了宠儿,觉得没人恭维无异于迫害,决定改造全世界的价值观,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这项任务耗尽了他的一生。他抛弃了科举,却抛弃不了士大夫文化,只能用新学代替旧学,用留学代替中举。日本是他自然的归宿。他在那里结识了陈天华、张继、邹容、苏曼殊等人,把新学到的革命精神落实到学监身上,用恶搞的手段剪掉了后者的辫子,结果被日本人驱逐出境(陈独秀等人潜入学监姚煜家中,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姚煜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逃回国内)。他回到上海,跟《苏报》和爱国学社的人马混在一起(1902年10月,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企图在老家成立分支机构,结果被地方官赶出了安徽(1903年4月,陈独秀回到安庆筹组安徽爱国学社,被地方官府通缉)。
   
   《苏报》垮台后,原有的班底聚集在《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苏报》被封。章士钊、陈独秀等人于8月创办《国民日日报》,但出版3个多月即停刊)。陈独秀为了吸引读者,翻译了《悲惨世界》的一部分,在报上连载(苏曼殊、陈独秀合译,取名为《惨世界》,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他们的合译其实是再创作)。在此期间,日本和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转向暴力。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这段因缘构成了日后北大改革的基础(1904年夏,陈独秀由章士钊介绍参加暗杀团,学习制造炸弹。蔡元培也是暗杀团成员)。陈独秀没有参加他们的同盟会,却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和几个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鼓吹泛亚洲主义(1907年初,章太炎爱上了研究佛学,3月,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陈独秀等同印度人钵逻罕、保什等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辛亥前夜,他在杭州教书。革命军推举他的老朋友孙毓筠(1869-1924,1906年入同盟会,因运动新军被捕下狱,辛亥革命后被拥为安徽都督。1915年参与发起筹安会)为安徽都督,后者任命他做都督府秘书长。皖军群龙并起,孙毓筠无力弹压,让位给陈独秀的另一位老朋友柏文蔚(1876-1947,1905年入江苏新军,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继孙敏筠为安徽都督。1913年发起二次革命。1905年,陈独秀曾与柏文蔚等人秘密组建反清团体岳王会)。陈独秀在此期间,主要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不大介入都督府的政务,但他的党派倾向性是明显的。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以后,陈独秀联袂请辞。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也跟大多数安徽民党人士一起逃亡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此后几年,他对民国完全绝望。他给章士钊的信中(1914年6月致章士钊函)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钊邀请他去日本,一起办《甲寅》杂志(《甲寅月刊》于1914年5月10日由章士钊在东京创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发行10号)。《甲寅》系人马最初以反袁为主要任务,但袁世凯的死亡结束了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后期《甲寅》主要关注文化,培育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观念。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的经验和理论,大多来自《甲寅》时代(章士钊在《甲寅》上呼吁“理想的鼓吹”、“逻辑式的文章”、“注意文学小说”、“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文学革命论其实是章士钊在1915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上提出的,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理论都脱胎于此。
   
   1915年,胡适加入了《青年》杂志的撰稿人行列。1916年,《青年》改版为《新青年》。胡适重提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论(《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1日)。社会反响之大,超过了他们原先的期望。蔡元培改革北大,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陈独秀只有前清秀才的学历,新学也是驳杂而不精,适合做启蒙者,做专家是不够格的。德赛两先生的理论虽然广受欢迎,论西学水平比以前的严复只能算倒退。他的吸引力更多地依靠决绝和好斗的态度,迎合爱看戏而不求甚解的观众。新文化时期,他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属于政论。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老生常谈的大杂烩,只顾痛快淋漓地发泄感情。“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无论什么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武治与文治》,1919年1月12日)他表示只要排除了军人、官僚、政客三害,中华民国就会变成美好的世界(《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这些肤浅的意见居然能够吸引全国的大批粉丝,只能说舆论界的技术含金量比时装界还差得多。陈独秀从《新青年》发展到《每周评论》(《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于北京创刊),也就是从文化评论转向赤裸裸的政治评论。例如:《国防军问题》(1919年1月5日)、《人种差别待遇问题》(1919年3月9日)、《为什么要南北分立》(1919年3月23日)。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就此破裂,在所难免。嫖妓事件(陈独秀一直喜欢光顾八大胡同。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附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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