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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习近平的颟顸“自信”加剧中共统治危机

杨建利:习近平的颟顸“自信”加剧中共统治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27日 转载)
    杨建利更多文章请看杨建利专栏
   
    股指跌止了,政权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吗?

   
   
      引子
   
      中国的股灾和中共当局对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抓捕促使我对已近三年的习政权做这篇小结。
   
      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角逐场上--从党内到民间、从官场到市场、从内地到香港--除了集权和个人崇拜外,他还成就了四个“压倒”:权斗压倒了反腐,权力压倒了市场,一国压倒了两制,党意压倒了法治。然而,随着集权、个人崇拜和四个“压倒”的成就,习近平也成就了“红卫兵治国”的名声。
   
      近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每当习近平高高挥舞权力的拳头时,捉襟见肘的龙袍便露出这个政权身体上的条条软肋,其权威指数随之一跌再跌。在破天荒的“公安入市”完成了“暴力救市”后,人们便套用股票市场的语言发出疑问:股指是跌止了,然而政权的威信股指能跌止吗?四个“压倒”表面上展现是权力的任性和强大,其实,人们从中看到的却更多是铁幕的疏漏而不是密不可摧、是握权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不是自信。
   
      习近平接班上台时所面临的政经社会形势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初掌政时并没有什麽实质性差异,所差别者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人似乎都感觉,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亡(党)国之君”。这种普遍的观感客观上强化了习近平抓权救党保江山做中共王朝的中兴明主的使命感。在这样的政治基调之下,假如习近平不想从变革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着手为中国和自己寻求出路的话,那么,害怕自己的权力被稀释甚至被褫夺、害怕共产党江山不稳甚至丢掉注定成为习政权挥之不去的主题与变奏。胡温的十年可以说是把“权力使人腐败”演绎到泛滥极致,而习近平的前三年基本上可以预示,习政权将是“失去权力的恐惧使人狂暴”的现实例证。无论习近平多么不想做中共王朝的亡朝之君,在他统治下的中国正在上演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狂暴和狂欢。
   
      如今,许多政治解读者对习近平仍处在观望思考阶段,对习近平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动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肯定还存在分歧。但习近平上台将近三年,我以为最初的观察阶段可以结束,所谓的神秘逐渐消退,包装不能阻止原型显现,在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运动两年后,我们没必要继续被他自我操纵的舆论造势所迷惑,民间社会到了对习近平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一、
   
      习近平从开始就似乎注定无法像他的前任胡锦涛那样做一个太平君主,就在接班前夜,王立军事发,后续调查揭出了周、薄、令等人对最高权力的“非规矩化”觊觎,显示了习近平未来政治道路上的风险。
   
      然而,习近平头兩年的好运气也恰恰就从王立军所挨那记重拳开始,他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十八大召开在即的压力之下神奇奏效,可以说习近平巧妙地掐住了整个中共政權的七寸,非危机状态下党内斗争的手段在这一突发事件面前失去了应对的空间,这使习近平迅速获得了他的两位前任最初接班时都不曾拥有的实际权力。只一个还不太能算的上交手的回合,党内已不再有直接挑战其权力的对手了。
   
      迄今为止,在集权和避免胡锦涛那种弱势执政的尴尬地位这一点上,习近平是成功的。这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在中共高层,只要赋予了合适的位置和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权斗高手,他们在权力斗争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经验丰富,而且中国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历史,具有太多可资借鉴的权斗先例,在封闭的权力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和能力。
   
      固然,中国政治向来是险恶的,中国的权力运作更有外人无法理解的复杂性,但接班之初的习近平实际上处在一个相当从容的位置,刚刚倒台的薄熙来以其唱红打黑的极左手法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如果习近平有意限制极左回潮力量,以开启政治改革焕发中国社会的活力,可以说正逢其时,然而,习近平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了几下以后就接过了薄熙来的旗帜,开始在左倾独裁的道路上任性前行。
   
      我们必须明白,当习近平坐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他不是民选的国家元首,他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中共这艘大船的掌舵者,他首先要摆平的是身边的势力、稳定其在党内地位和权力,从他的逻辑出发,他必须采取在他看来风险最小的“政治正确”的选择,而中共的“红色基因”在组织上给了他最大的制约、最大的诱惑和最小的风险。“红色基因”的遗传在中国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被市场经济一度边缘化的党棍和马屁精阶层,当习近平沿袭习薄熙来的左倾态度展露,这些混迹在权力边缘的马屁精就迅速一哄而上,以匪夷所思的智商和语言竞相献媚,以只对上不对下的态度,不时刺激民众的心理承受,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言论控制迅速加紧,政治化程度迅速提高。
   
      习近平执政以来,一方面打压民间意见领袖,四处追查“谣言”,一方面放出了海量的网络五毛,全面占领国内门户网站,以周小平式的无耻作态来混淆试听,颠倒是非,这些五毛在充分表演“三个自信”的时候,其实展现的是中共骨子里一百个不自信,否则绝不会借助这种水准低劣的出卖良心者来维持言论的控制,他们真正不自信的是:稍有道德良知和知识水准的人,都很难拉下脸皮参与到习近平的洗脑控制思想的行动中、更难参与到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疯狂造势中。
   
      于是,我们看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社会普遍的沉默,这是比胡锦涛时代更寂静的沉默。造成这种沉默的原因,是对秦火火、薛蛮子的打压,是对许志永、郭玉闪、高瑜、浦志强、郭飞雄、吴淦、王宇的抓捕,是对徐纯和的枪杀······
   
      二、
   
      胡温执政时由于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而不思进取,“混”(胡+温的发音就是混)过去了事,被人讥讽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台上的胡温当时急于想成就的是把炸弹传到下家手里,自己全身而退。习近平却不一样,从一上台就表现很强的企图心,他要成就的不是把炸弹传给下家,也不是设法把炸弹的引信安全摘除,而是制造威力更大的习氏炸弹把炸弹炸了。
   
      胡温抱着的炸弹的炸药组成首先来自中共内部--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的官员贪腐以及政商权贵对普通民众的盘剥而造成的社会危机,这一点谁都明白,习近平也不例外,立志做中共王朝中兴明主的他对此恐怕比任何人都更加敏感。于是,大力度反腐一开始就自然成了习近平执政的题中之意。然而,作为有巨大抱负的新君,习近平要清除试图夺取他权力的寡头势力并由此实现集权,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是近忧,相比之下,官员贪腐造成的社会危机只能算作远虑了,更可况,既然全党都在贪腐,真正的反腐其实就是反党,不准备从制度上入手治本的习近平当然不会做共产党的自杀式爆炸者,因此不可避免的,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是首先服务于他的权力斗争的意图的。既然为了巩固权力不得不展开一次大规模的绞杀,既然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演化到具有“亡党亡国”危险的地步,那自然有必要让权斗和反腐适度结合,让反腐为权斗服务,反腐自然成了政治组合拳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选择性反腐首先在无人干净的党内就缺乏正当性:为什么是我不是他?!特别是在纽约时报记者付才德对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揭底以后,其反腐的正当性在党内更加受到了挑战。反腐既然是为了权争,那么,受到清洗打击和正在受到威胁的派系和个人就不会束手就擒毫无动作。纽约时报的爆料、郭文贵的隔空喊话、令完成的携密出走美国、等等,都表明,中共高层各派手中都有“核武器”,任何一方都可以致对方于死地,对习近平来讲,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从前一段时间的反腐“核大战”走向“核平衡”。
   
      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依赖于高速度经济增长来维持正当性的政权来说,从去年开始的经济下行压力蕴含着所有可能的社会危机,放在习近平反腐的政治环境来说,任何危机的爆发都会让他的受到整肃或受到威胁而伺机反扑的对手迅速集结起来对他发起围攻,在中共的权斗中,编织罪名是大家都谙熟的名堂,习近平的罪名更是现成的。习近平当然比你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反腐在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不得不转入“旧常态”。
   
      更本质的问题是,习近平期望反腐重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然而,博取了一点民心获取了几声民间喝彩的反腐其本身的逻辑却朝着否定这个集团的合法性--反腐即反党--的方向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习近平无法解决的悖论。
   
      于是乎,反腐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三、
   
      习近平是否会像华国锋当年的“英明领袖”身份那样只是昙花一现,目前下结论仍为时过早,然而他的权斗和在权斗中的胜利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的情景,有太多装腔作势的表象。比如说,他以“家规”代替法律,依靠告密和以钦差大臣暗访这一类的皇朝的方式反腐,这表明习近平的政治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宫廷权斗的阶段。须知,政治绝不是权力或者权力斗争的概念可以涵盖的,政治有着权力斗争之外的更本质的内容,习近平迄今为止的做法已经表露出他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的苗头。
   
      罗列习政权今天面对的统治风险是件很容易的事:西藏、新疆民族问题,香港普选争议,南海、东海领海纠纷,房市、股市、债务、汇率的普遍压力,失业率上涨,大学生就业困难,维权、上访、抗议事件高发······
   
      但习近平在中共“三个自信”的道路上的确是越来越“自信”了,假如仅仅从中共这台强大的机器来看,他似乎也有理由自信,于是我们看到他主动出击了,而且是四面出击。
   
      在香港,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发布,白皮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防范和遏制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这种挑衅性的言辞,并且选在6月下旬“占领中环”网路投票之前公布,是对香港“真普选”民意的主动挑战和强势压制,结果引发的是“占领中环”的广泛社会动员,奠定了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投票28比8的否定香港政改方案”悬殊结果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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