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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美国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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