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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美国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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