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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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资本主义,还是围场社会主义?

   
   
    江棋生
   
   


    过去一个多月的中国股市,居然把我这个不看股、不炒股的人,也搅得心绪失宁,并终于忍不住要公开评说几句了。
    在众多关于中国股市的评论中,我注意到,有一条共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例如,香港辉立证券驻上海分析师陈星宇先生说:“像这次这样的震荡体现了中国股市充斥着投机,和赌博并无两样。”再如,何清涟女士在《中国股市:一台由政府操控的财富榨取机》一文中,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尖锐指出中国股市“是蚕食股民财富的老虎机”,并列举了盛行投机的中国股市与体现价值投资的西方股市的三点本质区别。
    经过独立思考,我完全接受中国股市不是价值投资平台的观点。然而,进一步的思考把我引向了如下的问题:中国股市果真是通常意义上的赌场吗?特别是,它能由“赌场资本主义”这一新词加以指称和标记吗?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和资本主义的中国澳门,那里设有合法的赌场,赌场里摆着老虎机,并示有赌博的明规则。在守法的赌场老板既不能单方改变明规则,也不能暗玩潜规则的大前提下,赌民自愿进场博弈,赢是撞大运,输了认倒霉。这样的赌场,你可以不喜欢,不进去,但是,还真没有什么能让你大口吐槽的。
    然而,在中国股市这台超级“老虎机”中,不仅有官商勾结之下潜规则的大行其道,更有坐收印花税的“赌场”老板单方暴力改变基本的游戏明规则!试问,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可有这样堂而皇之、面目可憎的“赌场”?答案明摆着:根本没有。那么按理说,面对光怪陆离、丑陋不堪的中国股市,人们是没有任何理由用“赌场资本主义”来加以描述和指称的。
    不幸的是,一些很有政治经济学根底的人,这一次专门发明了一个新词: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说是特意为中国股市量身打造的。我必须说,这些“砖家”的发明所展示的,乃是一种理性的低级迷误:明明压根儿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却把板砖又一次难以理喻地错砸到了资本主义身上。
    上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政府主导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既得利益集团攫取国民财富和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等丑恶现象,就有人满怀道德义愤地用“权贵资本主义”来加以定性和指控。其实,这是大大地错怪和冤枉了资本主义。针对这一错责,张显扬先生在《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权贵社会主义?》一文中(载于《赵紫阳的道路》,香港晨钟书局,2011年5月版),一针见血、极为鲜明地指出:“如果说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即通常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贵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权贵集团和暴发户们凭借政治权力和从市场化改革中攫取的财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名义下,结为生死同盟,垄断一切资源,控制和掠夺十三亿中国人,整个中国成了他们后院的奶牛场。把这样一个社会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对的。再坏的资本主义,即使是法西斯统治的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权力也不能膨胀到如此程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
    继显扬之后 ,刘军宁先生在去年九月发表了《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官商社会主义?》一文。军宁说得干干脆脆、痛快淋漓:“依我看,中国根本就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把全部的脏水都泼到了在中国还不曾存在的资本主义头上”,中国“连资本主义都没有,哪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只有权钱交易,只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中国实行的是官商社会主义”。
    令人遗憾的是,显扬和军宁基于真知灼见的大声疾呼,看来收效甚微。中国社会主义股市新近上演的牛熊翻覆大折腾,居然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进入赌场资本主义阶段”(参见何清涟:《中国股市“赌场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说实话,对于这条“共识”,我真的不敢恭维,不能认同。我要坦陈,用“赌场资本主义”来指称中国股市,乃谬言也。其一,凭着三分相像,就把中国股市认作大赌场,似是而非,很不到位。其二,把脏水又一次胡泼到了资本主义头上。套用军宁的说法,中国连资本主义都没有,哪来赌场资本主义?
    那么,权贵社会主义或官商社会主义下的中国股市,应当如何恰当地加以形容和表述呢?我认为,可以启用“围场社会主义”(Hunting Park Socialism)这个新词来担当这一重任。
    所谓围场,是围猎场之简称。姜维平先生在《中国股市“超规则”游戏探秘》一文中说:“中国股市已经基本上背离其资本募集的正常职能和轨道,它已经……成为权贵们联手笑纳、千方百计地掠夺普通老百姓财富的‘围猎场’。”姜先生所言极是,中国股市不是赌场,而是围场;是官商勾结、权贵通吃的围猎场。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围场之中,官家及权贵利益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被忽悠进场或怀有侥幸心理进场,以及明知塘有鳄、偏向鳄塘行的普通股民,进行玩弄和劫掠,或温水煮青蛙,或一剑封喉,不一而足。
    我与姜先生不同的是,他对中国股市怀有良好的愿景,他认为如果当局能够“出重拳整治消灭这些超级利益集团”,则“超规则”游戏就将终结,中国股市就有望能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我的看法是,中国股市的“超规则”,体现了一党专政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围场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皮存,则毛存。存社会主义而去围场,办不到。正是依据上述简明的思考,我发明了“围场社会主义”这一新词。
    在中国股市这个巨无霸围场内,数以千万计的升斗股民身陷其中。对那些惨遭灭顶之灾或巨大损失的小股民,我哀其不幸,痛其不智。我知道有些小股民不甘心,不信邪,还想在里面玩。我觉得,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只是要想明白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好自己合理的资产配置。若拿出不超过自有资产的五分之一留场或进场去与狼共舞,说不定还能和棋牌室里的麻将声那样,算得上是当代中国的一道特色风景呢。
    2015年7月22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23日播出)
(2015/07/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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