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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宗教政策 加强教会自身建设

认真贯彻宗教政策 加强教会自身建设
   
   借此北京基督教第六届代表会议召开之际,特向大会提出两点意见:一关于宗教政策问题;二关于教会工作情况,观点可能是片面的,恕我直言,仅供参考。
   
   自教会恢复后,二十年来“神的道日见兴旺,福音越发广传”(徒12:24)。这是教会发展总的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关于宗教政策问题:
   
   “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这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的一句话。这说明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们说:“这句话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宗教政策的肯定,又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宣言和对宗教政策纲领的重审”。
   
   党要求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宗教政策应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续贯彻江主席对宗教工作的“三句话”。这说明党和政府对宗教理论和政策都是正确的,这对国家的发展对教会的兴旺都十分有益的。对此,我们广大信徒群众感到欢欣鼓舞和衷心地拥护。
   
   今春李鹏同志在“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大政方针是明确的,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今年的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也已确定。现在的关键在于很抓落实,要把宗教工作做好,就必须重视基层工作,把问题妥善解决在当地,把管理落实在基层”。
   
   好的政策确定之后,干部们能否按十五大精神去贯彻、落实这是最重要的。社会有一些干部贪污腐败,不能执行党的政策,而在宗教领域有些人有些人由于思想极左,不能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也照样给国家造成损失。
   
   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赵朴初副主席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观点出发,就必须解放思想,突破陈规,大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客观规律;就必须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丁光训主教在会上也说:“我看到不少问题反映政府干部对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得太多,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是他们说了算,影响党的政府与信徒群众的关系,需要加强调整。他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讲宗教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须规律,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多一些人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再去主要考虑怎么消灭宗教,同宗教作斗争,就会更有利于全国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这两位政协副主席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讲到具体政策,说明在全国各地依然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现象。
   
   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那些曾经执行极左路线的干部们,已经都退位了。为什么在新一代的干部中,仍在滋生这种灭教思想呢?几年前在某区内部,居然号召干部为灭教“要打一场人民战争”(现已纠正)。但目前仍有某些个别干部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仍存在与宗教作斗争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宗教都在发展,尤其基督教,发展的最快最多,也可以说这正是过去因执行灭教路线的反作用。20年来政府在落实宗教政策方面有很大成绩。佛教大的寺庙基本上都恢复了,约有十余处;伊斯兰清真寺恢复68处;天主教恢复教堂十七处。唯有发展最快最多的基督教,在落实政策方面,比较缓慢。1958年之前有60多正式活动场所。而现今仅恢复八个堂,另外在各区县还有不予登记的200多个聚会点。十多年来恢复教堂工作似乎停止不前。在郊区的家庭聚会,经常受到宗教干部和公安部门的限制和压迫。五年前政府就似在丰台、石景山等区建立简易教堂。去年已决定在丰台区购买房地产建堂,并已交款,但至今未能开工,迟迟不能落实。这原属于宗教事,由政府来负责落实的一个堂。又有信徒们迫切要求,在开工之前可因陋就简地先开始宗教活动,已经准备了简单的设施,结果听说区政府不许可活动。为什么对基督教落实政策这么困难?
   
   每当我们召开信徒培训或学习会,政府干部一再强调八个堂十二区县,人数定100人,其他区县信徒不许参加。我们的工作似乎成了固定的范围,为什么如此限制?
   
   当前北京教会状况:现在北京城郊仅有八个堂,都已人满为患,崇文门堂是北京最大的堂,每周日一次礼拜,据官方称约有三千人参加礼拜。缸瓦市堂每周日(包括周六安息日)共有五次礼拜,第一堂1500人,第二堂800人,第三堂(朝语)400人,第四堂500人,安息日聚会约800人,这五次礼拜共约四千多人参加,在第一堂仅院内就有500人,当冬季来临时,他们将无法再院内聚会,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另有珠市口堂约800人;海淀堂800人;宽街堂600人;通县堂300人;南口堂300人;大兴堂250人。这些经常参加八堂礼拜的人数达一万多人。从1988-1998十年内北京新受洗人数的信徒,平均每年按1000人计算,共有一万多人。另外北京还有因各种原因不习惯参加礼拜的信徒约有一万多人。此外有几个大区县如:大兴、房山、门头沟、石景山、通县、昌平、约有两千至三千信徒还有其他远郊区至少也各有500-1000人。这样北京最少共有信徒四万左右人。偌大的首都北京有这么多信徒,不算夸张。
   
   十几年来,北京基督教的活动场所,仅有八个堂和200多个家庭聚会。这与其他宗教落实情况或外地落实情况与首都基督教落实政策情况相比,太不相称了。据某位领导干部宣布:“首都北京无小事,外地有的北京不能有,外地可行的北京不可行”。(大意如此)据说上海宗教房产,有80%落实了,难道首都不该落实吗?
   
   关于郊区县的工作情况,在各区县有很多信徒,那里即没有教堂,又没有三自小组。他们在属灵生活方面,饥渴慕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只能在信徒家中聚会。五年前北京成立了郊区事工委员会,是为了对郊区信徒进行领导管理,供应他们属灵的需求。但市里的宗教干部说:“你们不可以随便下去,要去也得有干部陪着,否则你们代表谁说话?”因此五年来一直不能下去。更有甚者密云县的宗教干部威胁说:“你们牧师下来也要把他们逮起来”。郊区的宗教干部不许信徒到城里来参加学习,而城里的宗教干部只允许12个区县的信徒参加学习。这样郊区这块宗教阵地,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于是外地非法的传道人就趁虚而入。因为信徒在信仰上饥不择食,不能分辨是非,被引入歧途造成各种混乱,结果郊区的宗教干部对一些混乱现象却视而不见,放之任之,我们合法的组织和工作,却被捆住手脚。
   
   几年来在房山、石化、密云、平谷、顺义等区县违反宗教政策的事件经常发生,密云的干部说:“你们心里信没人管,但不许传教,不许有聚会。城里的礼拜堂是给外国人看的”。在石化区有的信徒要求受洗,就被派出所传讯,交待家庭出身,写保证书,按手印不许受洗。派出所到家庭聚会没收圣经、唱诗、马扎、罚款(有收据),在密云的政府干部多次没收圣经,撕毁宗教书刊,对信徒进行侮辱、拘留、罚款(有收据),97年圣诞节竟非法拘留两名信徒一天一夜,当地政府强迫信徒写保证书不再举行家庭聚会,否则便进行逮捕罚款。郊区事工会将违反宗教政策的材料呈交国务院、市宗教部门,但没有妥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说:“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的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洗礼、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又说:“对基督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法律明文规定基督徒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有亲友参加祷告、读经是允许的,任何人不得干涉,而且不需要登记,因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那么,干部们为什么不遵守国家法律?即违法,为什么又没有人管呢?北京基督教两会的郊区事工委员会,有权将郊区信徒纳入领导管理,牧养信徒是正常宗教活动。为什么不允许下去联系?
   
   二十年来郊区信徒发展的很快,在农村没有教堂没有教牧人员,他们的呼声很大,要求城里教会满足他们的需要,为此全国基督教成立了农村工作组织。五年前北京也成立了郊区事工委员会,我们计划从各区县选出一些骨干信徒进行培训,宗旨有三:①提高他们信仰素质;②提高文化素质;③提高思想素质(指爱国守法)于94年4月开始举行郊区义工培训班,每月两天,共八个月16天,参加人员160多人,根据宗旨,计划安排学习内容和讲员,经费由信徒自愿奉献,达两万多元,没有用两会一分钱,信徒都很高兴。但政府干部很不以为然,对这次学习不许给信徒发结业证。三自某一位领导人在会上指责说:“培训班是搞花架子”。从此以后每年寒暑假需要搞培训时。首先由宗教干部授意给两会办公室某些人负责举办,郊区事工委员会就此靠边站了。他们举行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国内外形势报告、法律政策报告、小组讨论、参观等内容。没有宗教学习内容,范围只限十二个城区县信徒,参加日期三天,名额不超100人。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必须按干部的意志办事呢?我们对政府在行政事务上对宗教进行管理,是无非议的,但不能对教会的组织、人事、经济、工作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不能“一切大事都由干部说了算”。
   
   
   二、关于教会内部情况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也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民团体,基督徒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属灵人。从古至今教会不能脱离任何社会,教会需要有组织机构。有规章制度、人事管理、经济来源、工作方向。但教会的工作必须以信徒为主体,以发展教会传福音为中心。基督教两会的组织,必须为教会服务,而不是机关、不是干部,否则信徒就不买账,不承认你。如果一切大事(人事、经济、工作)都由政府说了算,两会的工作人员必然有一定的倾向性。这就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的关系。教牧人员不只是在政治上求进步,也必须具有神学信仰素质和文化道德品质。
   
   目前北京教会,除了神学院和男女青年会。正式教牧人员约有40人,其中因年老体病不能工作的约10人,这样能直接在堂会工作的只30多人(其中牧师25人),如果北京信徒按四万人计算每个教牧人员要负责一千多信徒的工作“庄稼多作工作的人少”,这是当前中国教会的特点,这原是好现象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广大信徒中培养义工队伍。特别是郊区农村要“就地取材”,选拔那些有信仰基础,有义工经验有一定文化程度,有社会经历的信徒进行培训。几年来在神学培训班毕业的有十多人,参加南京函授学习的约50人。由郊区事工会直接负责领导的每月一次郊区义工培训班,有60-80人参加我们以全国农村义工培训丛书为教材,按时交作业点担任讲道工作。根据教牧人员少和教会工作需要,应当从教委会授权给义工,封立长老执事,可以执行圣礼盒管理聚会点的工作。但在这方面又受到干部的限制,某干部说:你们当多按立教牧人员,不能按立长老”。但北京教会没有神学生,如何按立教牧人员。这样就限制了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发展。几年来安息日没有牧师长老,宽街聚会处强调长老制,他们曾申请两会按立长老而两会迟迟不动,结果安息日不得不独行其事,自己到天津请一位牧师按立了牧师和长老,而后政府和两会不予承认。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宽街堂说:你们不给按立我们就自己按立了,结果不得不去按立。其他各堂和郊区都也需要按立长老,这是教会规章中决定的,但就是不允许。有的堂会已经推荐了也不行。这是为什么?希望今后要认真贯彻宗教自由政策,按教会规章制度办事不要管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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