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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环球邮报》,陈国治角色错乱

   起诉《环球邮报》,陈国治角色错乱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陈国治是安省公民、移民兼国际贸易厅长,由于他是华人,又经常去中国,在两国之间影响较大,所以,加拿大情报部门比较关注他,而作为及时传递信息的《环球邮报》,理应对陈国治事件多做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媒体與论监督,但陈国治表现得太差,不仅心里承受能力极低,而且作风霸道,他恼羞成怒,发表中英文对照的公开信,力阻该报继续发表批评言论,并威胁要以涉嫌诽谤而起诉《环球邮报》,我觉得,这是小题大做,角色错乱的丑闻,担任一个小小的厅长,把自己等同于中共官场上批评不得的同级官员,实在是令人发笑。
   加拿大媒体报道说,陈国治6月22日发表声明,指《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上周发表的报导,重复讲述五年前那些有关他的没有根据的谣言,实属含沙射影式的攻击,如果《环球邮报》不予以收回,他将会采取法律行动。但是,《环球邮报》连续多天的报导说,加拿大情报局(CSIS)2010年曾警告安省政府,指称陈国治可能已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但陈国治指出,尽管《环球邮报》说,那是该报经过十个月调查后才撰写的报导,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资料,通篇是五年前早已见报、并已被证明是谎言的货色,连《环球邮报》本身都已在2010年指出,那些指称鲁莽、愚蠢而自相矛盾。陈国治指责这些含沙射影式的报导,对他及其家人都伤害极大,因此,要求《环球邮报》撤回这些文章,并在同等显著位置刊登道歉文字。
   在我看来,《环球邮报》只是披露了一件基本的事实:多年来,陈国治来往中加之间频繁活动,依据他的言行和职位,情报部门充满了疑虑和担心,实际上,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专制或民主,都有情报部门关注名人和要人的业务,他们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监听,监视,跟踪,明察暗访等不所不用其极,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关键是自己别做坏事,而媒体报道这些变故,也属正常,我想,加拿大情报部门之所以特别注意陈国治,不仅仅是因为他来自华裔,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官职,记得我经常听到国内来的朋友说,陈国治与中国的某某商人关系密切,我立即有一种难言的忧虑:国内请客送礼成风,几乎无官不贪,行贿的手段五花八门,他会不会也曾受贿?


   如果陈国治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人们没有必要更高标准地苛求他,他自己是大权在握的公务员,不仅应得到法律的监督,也要接受媒体的制衡,这是防腐的最好的措施,情报部门的证据细节我不清楚,但《环球邮报》完全是尽职尽责,他是怕陈国治犯错误啊,这一点应当感谢它,有何理由声称“自己及家人都受到伤害呢”?看来,这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小问题,是陈国治为官一方根本没摆正位置,没进入角色造成的,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有两点吧:首先,他来自华裔,虽然加入了加拿大籍,融入了主流社会,在中加两地知名度高,但骨子里“官本位”的思想还相当严重,他去中国谈生意,促交流,增友谊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必须清醒地了解两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差异:在加拿大当官是民选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往往平时工作做得再好也得挨批评,因为对官员而言,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加拿大的媒体没有大力表扬的先例;而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官员是上级领导任命的,所以,他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比他更大的官的“仆人”,他自己则是人民的“老爷”。所以,没有接受批评的必要,甚至谁敢挑刺就抓起来判刑。这方面例子太多,从薄熙来到周永康都是如此。但我从未听说陈国治对此有过批评。难道陈国治只谈经济,可以永远回避敏感话题吗?
   其次,陈国治对媒体的霸道态度和角色错乱,与其和众多中国官商经常接触,受其影响,潜移默化有关,随着他近年越来越多地交往中国的权势者和富商,他不自觉地增长了骄气,傲气和阴阳怪气,有时,把自己也等同于中国官场的“大人物”,比如,笔者经常应邀参加华人朋友的一些聚会,有时也碰到陈国治,他给我的印象很不佳,脸色阴沉着,较少笑容,喜欢剪彩之类的仪式,和虚荣的捧场与奉承,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一样,愿意和中国的富豪如胶似漆的往来,对我等“穷文人”一概不认识,这些生活细节足证他内心世界所思所想,他把自己真正地当成了“大官”,实际上在加拿大,当官没啥了不起的,任何官员有权也没势,有的同胞喜欢与某一位“大官”合影,不是留念,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以便做生意时,回国去吓唬别人,但在此地,屁用也不顶,陈国治以安省官员身份活动,去中国参加经贸洽谈会之类的,的确可以唬一阵子,他坐在宴会厅里尽享美酒佳肴,云山雾罩,前呼后拥的,仿佛了不起,但一回到多伦多,没有几个人把他当回事,现在,要去起诉报纸诽谤,就是太寂寞了,太无聊了,太把自己的“小官”当件事。
   这方面的榜样早有前车之鉴,以前,福特是多伦多市长,媒体几乎天天揭他的短,什么酗酒呀,吸毒啊,与女人有染呀,等等,搞得沸沸扬扬的,连给某足球队拉点小赞助,使用公家几个信封都成了罪状,被市民告上法庭,而如今一旦下台,屁议论也没有了,要我看,他没犯大错误,就是媒体吹毛求疵的结果,同样的,陈国治的官职不比福特低,更容易以权谋私,他有何理由讳疾忌医呢?陈国治经常去中国,既会讲英文,又会讲国语,谈不上潇洒,也蛮高大体面的,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和官场,商场的红男绿女黏糊久了,有可能受贿,有可能劈腿,也有可能犯罪,而在一切处于萌芽之时,就有人监控,跟踪,就有媒体说三道四的,这是预防犯罪,多么好的两个朋友啊,何必大动肝火呢?
   至于多伦多华人社区,由“陈国治事件”引起的一番躁动,把媒体对官员的批评上升和扭曲到种族歧视的高度,实在是“拿鸡毛当令箭”,“门后耍大刀”,幼稚可笑得要命,如今,国内类似的侵权案件比比皆是,令人发指,比如,公安对维权人士“超极低俗屠夫”吴金的拘押,诋毁,株连其父,个人账号被查封,律师阅卷受阻,这一系列故事,比陈国治的遭遇严重不知多少倍,但这里的一些侨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只栽花不挑刺,还站在陈国治一边,搞什么集资聘请律师打官司的宴会,组织华人抗议,游行,等等,真是帮倒忙,越帮“角色”越错乱,越抹黑他,试问:陈国治是官员,怎么可以用华人社区的钱帮自己打官司,这不是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是什么?某些有钱的商人还公开站出来开会,支持陈国治,这是不打自招啊,傻得可爱,这不是给加拿大情治部门“喂料”吗?真是火上浇油,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然,我不否认陈国治以往所做的贡献,比如,他参与始建于1991年的全加华人联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Canadians),1985年的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Canadian Organizations),和1992年的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Canada)。总之,他在促进中加贸易和友谊的发展方面,确实劳苦功高,但这都是应该的,不能成为他拒绝《环球邮报》批评的资本和理由。在安省自由党里,他曾在一夜之间于中国城(Chinatown)集资10万加币,与其说是诱人成绩,不如说是隐忧所在,我与加拿大情报部门不同,我倒不认为陈国治有可能成为“间谍”,我最忧虑的问题是他可能受贿,像他这样常在两国河边走,恐怕很难不湿鞋的,不论如何,我可是没钱的“穷书生”,陈国治千万别起诉我,如果我以上讲错了,全当耳旁风。不过,依笔者判断,陈国治既使打官司也无胜诉的可能。
   2015年7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7月3日首发。
   姜维平博客7月3日转发,其它媒体转发请注明出处。更多文章请看姜维平个人网站:www.jiangweiping.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直接联系作者:6474691005,邮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无忧资讯
(2015/07/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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