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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唐荆陵的遭遇证明了什么?


   
   
   
   

   
   
   

   
    GT:唐荆陵的遭遇证明了什么?

    黑匣子主义认为,其实,毛共匪帮伪政权只不过一个“一枪杆子插到底”和“一党棍子插到底”紧密结合,“枪杆子”与“党棍子”浑然一体,“枪天下”与“党天下”合二而一的集军、党、教(共产魔教)、政、社、经、财、公、检、法、警、特、文、教、卫、学、农、工、青、妇、少、幼……于一体的毛氏共产魔教主义“三独”主义魔权专制机器,一个人类社会史上亘古未有的、旷世未闻的、荒谬绝伦的、无远弗届的、无微不至的、无孔不入的、无与伦比的和无以复加的战争机器、杀人机器或曰绞肉机,根本不是“国家”,所以根本没有“法律”,也根本不需要“律师”。唐荆陵的遭遇便又是一个明证。
   (请点击参阅:
   《究竟何谓“民主”?》http://blog.boxun.com/hero/201501/hxz/6_1.shtml
   《究竟何谓“法律”?》http://blog.boxun.com/hero/201412/hxz/3_1.shtml
   《究竟何谓“革命”?》http://blog.boxun.com/hero/201502/hxz/1_1.shtml
    《究竟何谓“腐败”?》http://blog.boxun.com/hero/201、、.
   《究竟何谓“国家”?》http://blog.boxun.com/hero/201、、. )
   
   个人标签: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一】

   
   

   
    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

   
   

   
    唐荆陵

   
   

   
    事实部分

   
    1995年,在一个稍显偶然的场合,自从我表露自己的人生使命——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以来,转眼已二十年了。2005年11月,在中共特务当局的迫害和持续阻挠下,我失去了律师执照,损了日益繁忙和收入尚佳的律师业务,以后一直未能恢复执业。在第二个十年的今天,袁新亭、王清营和我一起被囚在许多方面比纳粹集中营更恶劣的牢狱中一年以后,我们迎来了这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义下的审判。
   
    这是黑暗对光明的审判,是毁灭对希望的审判。然而,正义即使暂时被击倒,也远比邪恶强大。面对这场非法和不正义的审判,我不想通过什么辩解以缓和可能遭遇的严厉判决。早在对刘晓波先生,更是对《零八宪章》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我已断然指出,专制若不是有罪的,自由就断不是无罪的。对我们的关押和判决正是独裁者自身罪恶的标尺。过去一年里,我们都已经饱尝了超乎刑罚的痛苦和屈辱,但这一切正是自由战士荣耀的冠冕。尽管我们也许无法阻止邪恶肆虐,却可以坚持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借着这场审判,让我可以回首自己二十年走过的路。
   
    这是一场自我征召的几乎永不停歇的战斗。当我初踏上这条道路时,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么一个从江汉平原的普通农家走出的稍显孤傲又略带羞怯的少年,他寒微的身世是否能支撑他只身去面对这场挑战,以至越到今天,我才越日益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这就不难理解许多人也许对自由、民主、人权在学理上有精到的了解,甚至还同时拥有财富、对公众广泛的影响力,乃至有崇高的政府职位,他们本应负起领导人民的责任以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这一切相称,但在面对几乎纯粹的个人对残暴的独裁党国机器之间绝对不对称的战斗时,就远离了注定艰险又似乎笨拙的为自由而战的道路,背弃了自由不可能由人恩赐的道理。他们在远征中脱队了。但是,正义、自由和尊严在人内心点燃的火焰是无法熄灭的,它只会越来越猛烈地燃烧。我的信心是与日俱增。
   
    1994年的时候,我曾回绝了一位同事的邀请,没与他一同参与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但这个邀请给了我关于律师职业的初步印象。到了1996年底的一次朋友聚会中,我们有好几个议定一起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最终决定了我以后的职业道路。我是在一个不祥的氛围中开始执业的。1998年秋我开始实习,1999年就发生了迫害法轮功事件,当我看到报纸上不由分说地攻击这个当时我从未听闻的功法时,我对法律的研习让我明白,这是法治建设的灾难,也是司法职业者们的灾难。律师职业若要有别于讼棍的行业,我认为在于律师应有对法治精神——即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的充分理解和坚守,这同时也是司法人员有别于刽子手和党卫军之处。对法轮功的公然迫害就这样成为我们整个国家良知和勇气的考验。一些真正的律师为捍卫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有力地为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无畏的辩护,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智晟律师无疑是一位优秀的表率。他在与我们共同经历太石村案后,紧随我们之后也失去律师执照,不久更被捕入狱,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其间遭遇酷刑,多年生死不明,妻儿也被迫流亡海外。在这场尚未终结的考验中,得以胜出的是无数勇敢顽强的普通修炼者。我们这些捍卫信仰自由的声音至今仍淹没在独裁者们无处不在的喧嚣之中。
   
    2000年,互联网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为政治自由开辟了一块不断的试验场和战场。在这片处女地上,一直被牢牢钳制的国人开始体验言论自由的滋味。伴随网络覆盖人群的扩大以及网络工具本身的升级和型态变迁,独裁势力与自由人士在虚拟空间里的封锁与反封锁、扫荡与反扫荡、围剿与反围剿也一直相伴交替上升。在黑暗力量一波接一波的攻击中,既有对网络物理空间的监视,压制和取缔,更包括直接对线下人们的恐吓、分化、收买、经济压制乃至直接的拘捕和关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从未放弃的人之一。从早期的BBS、电子邮件,后来是独立网站、网站社区、即时通讯工具、博客、微博、社交及分享网站,到现今的4G移动互联应用,在逐步扩展的网络新疆界上,有许多历尽苦难而初心不改的人,比如因开办“民主与自由”网站饱受迫害的作家野渡、“民生观察”的创立者刘飞跃、“六四天网”的创立者黄琦、以深刻老辣的讽刺网文被捕而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刘荻、见解深刻的政论家杜导斌、被中共特务当局设陷迫害的杨子立、张宏海等新青年四君子······难以一一尽述。我们或曾一同战斗,或曾遥相声援.我们是严酷的围剿中走出的一代,无数前赴后继的网民以自由的言说对独裁势力的言论控制进行了坚定的不合作,这场仍在扩大的艰苦战斗已经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打破了独裁喉舌独占舆论的生态,为下一步的民主化转型创造了机会。
   
    2001年911袭击后,中国的各级法院纷纷开始引入门禁安检,政府人员可以免于搜包及电子探测,律师和普通公民则不能幸免。对律师的职业尊严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屈辱。很快,我写了一封批评这一做派的公开信发到中国律师网上,结果只换来被封锁帐号的回应。这么算来,我第一次介入维权公共事务倒是为律师们维权。这一举动无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就是到了今天,对出庭律师进行安检的措施仍未绝迹。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律师界本身为此而明确表示反对的人似乎并不多,能积极采取行动试图消除这一侮辱的人就更少了。至于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作为害群之马被赶出中国律师网更是不会引起一丝涟漪。
   
    接下来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我久已关切到,早在此案之前,报上曾几度披露过比这更悲惨、更黑暗的事件,都没有撼动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这一暴政的根基。或许,这次不同的是,互联网的介入改变了事件发展的模式,开启了新的进程。当时,一位著名的网友东海一枭迅即发起了一个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公民联署呼吁。我受邀担任法律顾问,我就文本提出的修订意见得到不少发起者的认可和好评。后来,我看到报纸发布消息,称许志勇、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废除强制收容遣送制度。这次战斗固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完全胜利——全面调查这一暴政的罪恶,并废除之。事实上,中共当局回避了任何历史调查,连对孙案本身也是草草了结,顺便还以他种事由拘捕和重判了率先报道此案的南方都市报的两位领导者。这种掩盖真相、回避责任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中共当局不时煞有介事地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回避二战侵略丑史和责任的恶行时,总是感到十分可笑,在歪曲及随意篡改历史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共这么做,显然是一百步笑百十步了。不过,毕竟在这一事件之后,许多人的生存状况从此改善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像逃奴或偷渡客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多少没那么严重了。
   
    2004年,我担任东莞兴昂鞋厂罢工事件被捕工人屈朋涛(陕西商洛人)、刘具飞(湖南新宁人)的辩护律师,因同台辩护的缘故,还认识了高智晟律师。在这个案件中,我首次遭遇中共特务的公然阻挠。当时,我所在的律师所要开办东莞分所,我作为分所负责人却无法迁册东莞,后只好仍回广州注册,东莞特务当局的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公然要求我停止办理案件,被我拒绝了。2005年太石村案件期间,出来扮演这种角色的竟然是司法局的官员。这一次,终于让特务当局失去了耐心,作为对我们的报复,2005年11月21日,与我一同办理此案的郭燕律师都被停止了律师合同,后来虽经多方面努力,我们终未能恢复执业。太石罢免案的主要协调人和推动者郭飞雄则为此而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性格坚毅的独立人大代表吕邦列。
   
    在那些年代,为人权事件进行联署呼吁是一种很常用的行动模式。它能够阐明呼吁者对某一事件的立场,还可以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方式,又促进了各方人士之间的团结。我亲历过许多这类事件,如刘荻案、师涛案、力虹案、胡佳案等。这里有两件事值得略加说明。一是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期间,杜导斌先生发起了一个声援的联署声明,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内地民主人士首度声援香港。我为文本提供了一些修订意见并被接纳。在这事之后不久,杜导斌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到2010年。另一件是当时鉴于中共特务当局加大对网络自由力量的打击,多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迫害网络作家,我们一些律师界同仁领衔发起了一个敦促中共当局废除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恶法的公开声明。同许多类似的经历一样,中共当局并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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