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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取甲午戰爭教訓 肅清日本潛伏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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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誣陷葛佩琦始末

潛伏敵營十二年坐紅色牢十八年
   毛澤東誣陷葛佩琦始末
   一九九六年八月六日晚上,我居住的大同市郊王村車站,來了一列嚴密戒備的鐵悶子貨車,兩頭都有架著機槍的公安部隊。次日,我在鐵路維修工段遇到監獄中集訓隊(嚴管隊)大組長、原蔣經國大上海勘亂大隊大隊長丁鎖林。他說,昨晚從北京押解來五百多名「反革命犯」。那時文革已經開鑼,北京市當局要清理政治環境,那五百多個重犯有大學教授、原天主教北平教區主教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國頭號右派、據說要「殺共產黨」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那時他已五十五歲,走路架著雙拐,既不能下煤窰挖煤,又不能在地面從事建築工程。半個月後,負責獄政的礦副政委賈存仁就決定把他轉送設在太原的省第一監獄。賈存仁名如其人,是部隊轉業的知識份子政工幹部,他出於惻隱之心,讓老葛到省城服刑以便就近治療,不料半年後被一個廿四級幹部田銳明指揮造反隊殘酷批鬥,指他「同情與包庇反革命份子葛佩琦」,把他裝在麻袋裡用木棍抽打。田銳明當了幾年「礦革委會主任」,最後以「文革三種人」被清洗,賈存仁官至山西省公安廳監獄管理局(原勞改局)政委,現已八十八歲,仍健在。
   卅七年黨齡地工被當成戰犯「特赦」
   一九七一年,林彪下達一號文件,將毗鄰中蒙邊境的勞改單位往內地搬遷,大青窰的幹部、工人、犯人統通轉移到太原近郊的西峪煤礦。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我所在的井下通風隊奉命打掃幾排新建成的職工宿舍,據一位資深公安幹部說,馬上要安置八百個特赦戰犯。十二月十五日,那八百個穿囚棉服的「戰犯」從太原石碴廠來到西峪煤礦大禮堂,省裡派了個大官宣佈中央的特赦令,會後宴開八十多桌,每桌至少有一位公安幹部作陪。

   會後,那八百個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入住那幾座新磚房。我的宿舍離開他們僅一箭之遙,很快我就從幾個愛串門子的同事口中得知,葛佩琦也來了,居然還有人指名要見我,例如我父親的友人、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駐滬辦主任盛中宣少將、我姐姐的同學、上海市一女中學生會會長楊一薌(她在鎮反時大義滅親檢舉軍統特務父親,立了大功,到文革受批鬥才有所悔悟,類似電影《歸來》中的右派陸焉識的女兒)的父親等等。當時,幹部們忙於批鄧反右傾,防備比較寬鬆,我出於好奇,與一位姓殷的朋友連續訪問了他們中間一百多人。葛佩琦那時雙目幾乎失明,但很健談,有問必答。我主要詢問他的革命歷史、受冤經過、國民黨在大陸為什麼失敗等等。
   葛佩琦的口述記錄稿大致如下:
   一九一一年九月,我出生在山東平度縣淖泥溝村,弟兄五人和一個妹妹,八口之家僅三畝半地,唸了幾年私塾後考入縣城裡基督教會辦的知務小學,旋考入黃縣的教會崇實中學。一九二八年日寇製造五‧三慘案,在濟南屠殺我軍民同胞,我參加學生會組織的抗議大會,美國校長立即解散學校。父親借了十五元錢讓我獨自去北京。我哥哥的老師劉工程師介紹我去海京工廠當學徒,又兼職給羊奶場送羊奶,靠半工半讀用兩年時間在北京崇實中學讀完三年高中課程,於一九三三年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又在兩家中學兼課教數學物理,藉以支付昂貴的學雜費。
   一九三五年我受地下黨影響,參加了籌組北大學生會以及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十二月十六日,我被軍警逮捕,關押四日後由蔣夢麟校長保釋回校。翌年一月,我隨五百人的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到保定,又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由於積極參加三‧三一抬棺遊行,六‧一三反對日本增兵華北遊行、節約餐費支援綏遠抗戰,我被全體同學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副主席,主席陳忠經後來打入胡宗南部,使胡屢戰屢敗,解放後官至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十七位執委有的陸平*(*編按,下同:解放後官至北大黨委書記,是文革爆發時第一個被打倒的高教系統「走資派」)、劉玉柱(官至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袁寶華(官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黨組書記)、胡昭衡(官至天津市長)等。大學畢業不到一個月,爆發了蘆溝橋事變,我隨五百多流亡學生到南京,還當選平津流亡學生會執委。十月初,憲兵司令谷正倫下令解散平津學生會,我和蔣南翔(官至高教部長)等十人被關押七天後送到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受訓,三個月結業後被分配到河南第一戰區,任豫東商丘地區的民運指導員,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成立後,任政訓處長。這時由八路軍開封辦事處主任劉子久(官至勞動部副部長)批准加入中共。一九三九年春,遊擊隊改編為暫編第二軍,同年五月在河北大名遭日軍掃蕩,損失慘重。我發現軍長宋克賓有投敵傾向,便連夜騎自行車離開軍營,晝行夜伏,到西安尋找我所在一戰區的司令長官程潛將軍,他那時已調任天水行營主任。程將軍說,已接到前方電報,宋克賓已經叛國投敵,要我再回河南把那支部隊拉回來。他發給我三百元慰勞金,任命我為天水行營豫東特派員,又給我配備了三名聯絡參謀和一部電台。我先去夏邑縣找縣長祁虞琴,策動他的青幫徒弟、偽和平救國軍獨立團團長袁天柱反正,再與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聯係,於一九四○年十月,策動偽和救軍第一軍的三個師一起開到指定集合地點,此舉大大削弱了日寇在豫東的統治力量,我受到程潛主任的嘉獎。
   一九四二年,天水行營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任一戰區司令長官,我奉中共中央指示,隨蔣去一戰區任少將參議,然後以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赴豫東日佔區做情報工作。翌年,我從一名漢奸師長的參謀手中取得了汪偽高級軍事會議的整套文件,得悉侵華日軍急於打通平漢路交通線以便運兵進攻泰越緬印等國,我把情報分別報給了中共西安情報組織李年與一戰區長官部。同年初夏,我還奉命安排各地的情報員護送杜月笙夫人與張嘉璈妹妹從重慶通過敵佔區安全到達上海;還在商丘火車站建立監視日寇軍運的中心,按日登記通過商丘的日軍軍車次數、去向、番號、人數、裝備、物資數量等,一九四四年二月專程到天津、濟南偵察日軍調動情況,分別上報國共雙方。
   抗戰勝利後,我奉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的指示,搭美軍飛機搶先抵達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聯絡站。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來北京,我給他安排了一輛小汽車供應酬聯絡之用,他立即委任我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到了瀋陽,余紀忠派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組組長,我就把國民黨部隊從關內調到東北的番號、主官姓名、駐地、人數、編制等匯編成東北駐軍一覽表,然後報給了我黨地下組織;我隨余紀忠出席瀋陽的黨政軍每兩週聯席會議時,獲得了一批重要情報,也報給了地下黨。我陸續把新六軍在遼南的部署、鄭洞國增援四平的陣容、新一軍在長春的動態都報給了地下黨。
   王石堅赴台做大官 葛佩琦蒙冤入地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晚,打入保安司令部政工處任二科科長的李年同志和打入瀋陽警備司令部任新聞處副處長的王書鼐以及當上遼北省長嶺縣縣長的邢國彥突然被捕,我的直屬上司趙耀斌也在西安被捕。那時陳誠到東北任行轅主任,杜聿明被調走,我改任中宣部東北通訊處處長,運用職權,保釋了幾個被捕的東大學生。瀋陽解放後,我回到北平,得知李宗仁上台後,以證據不足,釋放了李、王、邢三位同志。從他們口中知,前年十月,西安、蘭州、北平、保定、長春等地的地下組織,被捕七、八十人,其中謝士炎等五人已遇難。我在瀋陽做地下工作是和李年單線聯係,組織上屬於趙耀斌,可趙下落不明*(*趙耀斌即王石堅,一九四七年九月,設在北京順天府東街的秘密電台被破獲,導致四十四名地下黨員入獄,牽連一百廿三人被捕。王石堅隨國民黨赴台,官至國防部保密局少將設計委員。然而,熊向暉在其回憶錄中堅持否認王石堅叛變,稱中共中央迄未對王作出結論。原因可能是王被捕後未招認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三人是高級共諜,只輕描淡寫說企圖利用這三人,所以這「情報三傑」未被國民黨逮捕)。
   四月初,我在全國總工會見到了分別近十年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他介紹我去華北局組織部。雖然有劉子久、李年、邢國彥證明我入過黨、做過地工,但因找不到單線聯繫人趙耀斌,所以組織關係還不能恢復,遂被打發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半年後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理化教研室任物理組組長。此後我一再向系黨總支與校黨委申請恢復組織關係,答案總是: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
   五月廿四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我書面通知,要我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作出任何答覆,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
   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冕。」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
   我在會上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
   三天後,五月廿七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我的發言。但其中竟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歪曲了我發言的原意。當天下午,我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接見了我。當時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指著《人大週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我沒有料到,不但《人大週報》沒有給我更正,而且四天後,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五月卅一日的第七版發表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編輯用了一個長長的提示語作為標題,以示醒目:
   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系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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