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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滾滾紅塵》與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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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未被平反昭雪的中共高層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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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為保身家、發橫財而叛變
·十五、共諜與內奸偷竊情報、策動叛變
·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十七、僥倖與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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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臨終大罵毛澤
·從未想到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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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苦功高的饒漱石為什麼不能平反?

勞苦功高的饒漱石為什麼不能平反?
   「高饒反黨聯盟」是五十八年前的陳年舊案了,高崗於1954年8月自殺身亡,幸虧有個聰敏能幹的遺孀李力群幾十年來不停為冤死的的丈夫奔走呼號,撰寫回憶錄以及一系列懷念高崗的文章,這才有200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名副部長上門慰問,稱:「在一個專職小組用了三年多時間查閱五百多份黨內檔案後,中央確認『高崗同志對黨和國家作出了許許多多的貢獻』」。然而,貢獻不少於高崗且已查明與高崗從無勾結的饒漱石,卻迄今未獲平反,這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中共黨內少有的國際政治活動家
    饒漱石原本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領導幹部之一。他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縣,父親是中學教師,家庭生活還算富裕,因此,才有經濟實力供他讀書。他的英語呱呱叫,就是在大學期間學的。
    他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參加城中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底,任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特別行動委員會委員1929年到東北曾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出獄後任省委宣傳部長,為饒的部下),成功組織了營救劉少奇的活動、奉天紡織工人與哈爾濱皮鞋廠工人罷工。他為白區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因而很快就嶄露頭角,受到了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劉少奇的重視。1935年至1938年間,他奉派到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七大,同王明共同起草抗日救國的〈八一宣言〉,還穿梭於法、英、美等國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在華僑中籌集大量錢物接濟八路、新四軍,並通過美、加共產黨動員白求恩赴延安救治傷員,又主編過《華僑日報》、《救國時報》。他的妻子陸璀是清華大學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上過鄒韜奮主編之《大眾生活》雜誌的封面,曾奉中共派遣赴法、英、美、加等國從事國際宣傳,一度與宋美齡齊名。1938年回國後,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漱石在東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處於逆境的情況下,分別在閩皖蘇等省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軍在國軍四面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僅為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的局面。1943年11月後,他全面主持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工作,奪取縣城30餘座,殲敵五萬餘人,到抗戰勝利時,把新四軍發展到卅多萬人與一百多萬地方武裝,還建立了蘇浙皖豫鄂五省的八個紅色根據地。為此,他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劉少奇也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

   1946年出任北平軍調部共方代表,饒授中將,陳賡、許光達、宋時輪、耿飇、韋國清等僅授少將,故他是中共建政前授軍銜最高的將領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同級。
   中共華東戰略區的最高統帥
   同年12月任華東軍區政委、華東局書記,成功指揮了魯南、萊蕪、孟良崮、膠東、宿北、宛西、宛東、豫東、濟南等戰役,1948年8月後,與粟裕一起指揮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共殲國軍245萬,佔總數807萬之30.36%,是殲滅國軍最多的戰略區。在淮海戰役,共軍以60萬人對付國軍80萬,勝在後勤與諜報:華東局組織動員蘇魯皖豫民工543萬人,其中隨軍常備者22萬人,二線民工130萬人,後方臨時民工391萬人,硬是用小車戰勝了國軍的輜重,這當然要歸功於饒漱石。至於策反吳化文、張克俠、廖運周等國軍將領,也都由饒直接指揮華東局、華野敵工部奏效。
   中共建政後,他在中央軍委委員中排名第三,排在鄧小平、高崗、賀龍、粟裕、聶榮臻、徐向前、陳毅、葉劍英之前;在全國五大行政區中分管華東,號稱「五王」之一——華東王。
    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只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伙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伙食。身為共產黨裡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群眾一樣,平時不抽煙,不喝酒。進城後,他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好讀書,很少與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的樣子,給人一種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的印象。由於他的個性,他沒有朋友。一些與他共過事的人,有許多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
    1954年春天,鄧小平在與其他幾個中央領導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饒漱石談話時當面說饒漱石:你這個人不可交,高崗還為你說話,承擔責任,你卻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崗身上推。鄧小平在與陳毅、譚震林一起主持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時,還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專抓同志間的「小辮子」,善鑽同志間的「小空子」;當面扯謊,說話反复無常,偽裝謙恭的容貌,實際上經常吹噓自己;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陳毅說,就饒漱石善於偽裝、穩步前進、可以蒙混人之耳目來說,饒漱石較高崗更為隱蔽、奸巧。陳毅以華東局名義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饒漱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使人莫測高深」,「是一個十分奸滑、善於偽裝的陰謀家」。從某種程度上說,饒漱石的性格特徵,也決定了他的命運。
   陳毅是饒漱石冤案的操盤手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的第三部分,專門談到了中央對高饒問題的結論性意見:「對這些同志,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單幹是不好的,總是要有人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志的積極態度。」此時,高崗已死,起初毛澤東說的這些話,實際上是針對饒漱石而說的。可見,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饒漱石還是要幫的。
    就在這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原因是發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饒漱石的秘書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秘書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復。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後印發全體代表,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准採取「以特反特」方針的。採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採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後,「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揚帆於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揚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代表們認為,這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陳毅直接向毛澤東提交的有關潘漢年的「交代」。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聽到毛澤東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揚帆都有聯繫,揭出來的揚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年他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主動寫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給陳毅。毛澤東看了陳毅上呈的材料後,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據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毛澤東,都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這樣,在接下來由毛澤東主持續開的七屆五中全會上,除了通過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准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於是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被開除黨籍。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予以逮捕。公安部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他進行內查外調,還多次審訊。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後,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麼新問題。但饒漱石的問題既已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被定性,公安部寫的報告中,仍然斷言饒漱石等人「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
    此後,饒漱石的問題就被長期擱置下來。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9月23日,他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並不讓他參加勞動,實際上是把他養了起來。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1人,每月發給他生活費200元。在當時,這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了,足夠他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饒漱石於1967年被重新收監。1975年3月5日瘐死獄中。
    1982年,潘漢年、楊帆先後平反,有關懷念與讚美潘、揚的文章紛紛出籠,電視連續劇《潘漢年》播出後,僥倖生還的揚帆也撰文自述這場磨難。這樁大案被人稱之為《共和國第一冤案》,此書出版前,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王芳還為之寫了序言。
   被包庇者獲平反 包庇者沉冤莫白
   饒漱石的終審判決書(1965.8.30)說到饒漱石「不僅重用內奸份子揚帆,把中統潛伏特務份子胡均鶴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內,而且在揚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務反革命份子的問題被揭發後,仍然不予置理,使這一大批特務反革命份子猖狂地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達五年之久。」可是,據中紀委復查潘楊案的陳麒章1982年8月13日寫給陳雲的信,早在1957年,公安部就已確認饒漱石歷史上未曾投敵也未充當內奸,而82年的復查報告也說胡均鶴留在上海與饒漱石無關,且饒早已於1951年離滬出京出任中組部長,胡均鶴留在上海市公安局做特情派遣工作不能算在饒漱石帳上;從華東局檔案知,饒的死對頭陳毅對「以特反特」方針也是表示贊成的。
   胡均鶴,1907年出生於江蘇吳縣甪直鎮平民家庭,1925年經瞿秋白之弟景白介紹加入中共,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過少共國際代表大會。回國後在上海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32年夏,他從江西蘇區帶了一箱紅軍「打土豪」劫來的金銀珠寶到上海,經中共中央委員賀昌的妻子黃慕蘭(澳洲民運女將陳弘莘之祖母)搭線,交給了中共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漢年。同年秋在租界被捕引渡給中統,他因牽掛妻子趙尚芸(抗日英雄趙尚志妹)臨盆,遂變節投降,當上了中統南京區副區長。1938年他任中統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時,被汪偽特工總部蘇成德拖下水,出任汪偽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他為了留後路,暗地裡向中統與中共都取得聯係。1941年潘漢年為打探日偽軍事掃蕩計劃,由胡均鶴引見了汪偽特工頭子李士群。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江蘇省委員負責人劉曉由李士群、胡均鶴安排經秘密通道撤離上海租界進入淮南共區。1943年,潘漢年奉中共華中局代理書記饒漱石批准,會見李士群打聽日偽軍情,李士群將計就計將潘帶去會見汪精衛,汪要求中共退出國共合作,加入汪政權,潘答應轉達延安。兩天以後,胡、李陪同潘會見了日寇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日本投降後,蘇成德因漢奸罪判死刑,胡均鶴因未向日偽供出中統蘇滬區區長徐兆麟,僅判十年徒刑。1949年春,國府將刑期十五年以下囚犯一律保釋出獄,胡悄然回到蘇州老家。曾經護送劉長勝過江的汪偽特工鎮江站站長劉毅去香港找潘漢年尋出路,潘漢年要劉、胡去丹陽找饒漱石、揚帆。胡均鶴向饒報告:中統已布建蘇麟閣潛伏於蘇州,4月27日蘇州陷共,蘇麟閣即成階下之囚。上海易手後,饒批准揚帆帶胡均鶴赴滬,出任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兼專員。胡向共方獻出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中統、軍紀人員表」以及一千多宗國民黨特務的活動線索,使中共在鎮反、肅反中按圖索驥,破獲了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繳獲收發報電台八十多部。當時,台灣的國防部保密局派一名楊姓特工上門欲再策反胡,不料被胡當場扭送公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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