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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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與七.七事變的禍首
·
·「善惡必書」是中國傳統史德
·文史叢刊掛名者多出力者少
·軍閥、漢奸翻案是由於「史盲」太多
·一窩蜂為周作人唱讚歌是「美麗的諘
·軍閥的後代花錢出書為其先人塗脂抹粉
·註解:
·海峽兩岸口述歷史的今昔及其牽涉的若干道德、法律問題
·兩千五百年前就有口述歷史
·《我的前半生》是口述歷史佳作
·《顧維鈞回憶錄》是黃鐘大呂
·《周宏濤回憶錄》披露不少內幕秘辛
·《李宗仁回憶錄》謊話連篇
·訪錄者切忌逢君之惡
·臺灣聘用史學俊彥從事口述歷史
·大陸從事口述歷史者門檻太低
·部份作者與編輯缺乏史學訓練
·香港口述歷史的現狀
·民間的史學探索促使官方逐漸開放史料
·有關傳主與執筆者分享版權的爭議
·口述歷史引發的誹謗訴訟
·在兩岸都當烈士的騙案
·誹謗死人的立法與判例
·高幹子女張戎所撰《毛傳》引起的法律訴訟
·真史戰勝偽史
·結論
·註釋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紀實
·江澤民父江冠千是胡蘭成親密助手
·《滾滾紅塵》是為漢奸翻案的始作俑者
·三毛自殺與《滾滾紅塵》
·兩岸三地奉旨諛上的周作人、胡蘭成熱
·泛濫於學術界的「漢奸無罪」論
·江澤民之父是胡蘭成助手
·〔附錄一〕《滾滾紅塵》與胡蘭成
·胡蘭成的劣行穢語
·胡蘭成至死不悔
·唯一未被平反昭雪的中共高層冤案
·性格懦弱行為兇殘 口是心非兩面三刀
·望長城內外唯餘荒土 大河上下無官不貪
·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的穩定
·展示社會變遷民俗潮流名人言行
·記敘重大歷史事件補充正史之缺失
·記載重要的統計數字
·激濁揚清 言必有據
·不以人廢言 不以蠡測海
·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
·一、 襄公之仁
·二、 主帥優柔寡斷舉棋不定
·三、 粗枝大葉,麻痹輕敵
·四、 專家判斷失誤
·五、 忽視情報工作
·六、 主管官員尸位素餐、能不稱官
·七、 人事傾軋,以私害公
·八、 驕兵悍將陽奉陰違,抗命怠工
·九、 軍閥政客引狼入室與吃裏扒外
·十、 軍閥作亂的後遺症
·十一、軍閥餘孽叛變
·十二、啣私怨導致叛變
·十三、被俘乞活出賣黨國
·十四、為保身家、發橫財而叛變
·十五、共諜與內奸偷竊情報、策動叛變
·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十七、僥倖與幸運
·十八、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錚錚鐵漢 萬古流芳
·首屈一指的戰地記者
·首位向全球宣告二戰結束的記者
·出生入死、實地報導
·在立法院為調景嶺老兵請命
·籌款建華夏大廈振奮時報員工士氣
·遵循記者操守、牢記社會責任
·文集第八集目錄
·對蠅營狗苟之徒深惡痛絕
·四十年如一日忠於國家
·黃嘉音與黃嘉德弟兄的遭遇
·鄭成功父子與蔣中正父子
·由秀才封王,拄撐半壁舊山河
·蔣中正臥薪嘗膽毋忘在莒
·鄭經治台時兩岸暗中通商
·蔣經國所託非人
·清廷不滅明鄭猶如芒刺在背
·鄭經晚年用人不當種下隱患
·鄭經年貢六萬兩銀息兵安民之建議
·三百多年前的「一國兩制」芻議
·全民皆貪 全民皆盜 全民皆賄 全民淫亂
·六國之亡 亡在賂秦
·歲輸稱臣 討好周朝
·屈辱獻地 以圖苟延
·稱盡阿諛 歸附宋廷
·稱臣稱兒 枉費心機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滅亡之道切毋忘
·倘若台灣出產五十個朱伯舜 反攻大陸早已勝利成功
·各種榮銜皆得益於「六四」屠城
·蓋蘇文後裔敢於摸老虎屁股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都上了老千的當
·超級老千玩殘中共領導人
·中共傳媒吹捧老千令人咋舌
·偽造文件 假戲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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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今稿酬考

中國古今稿酬考
    文友沈西城在生果報副刊寫了一篇〈倪匡賺了多少稿費?〉他根據第一手資料告訴讀者,他的半世紀摯友在報刊撰文加上改編成電影的版稅,共有六千萬港元之多。
    司馬相如每字賺1.35萬港元
    古之士大夫講究清高,恥言金錢,非說不可時,稱之為「阿堵物」,意思是:「那個東西」。稿費是近百年才有的新名詞,以前有個雅稱叫「潤筆」。《隨書‧鄭譯傳》有一則故事:鄭譯為皇上擬詔書,有人戲稱他「筆乾了」,鄭答:「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那同粵人稱錢為「水」相倣,蓋因古人用毛筆寫字,通常先用水泡一下,把筆毛泡開泡軟,這樣毛筆較容易吸收墨汁,寫字時會感覺比較圓潤。因此後人將「潤筆」泛指為請人家寫文章、題字、作畫的報酬。
    古代文人誰的稿費最高?大概要數兩千兩百多年前的武騎常侍司馬相如了。當年他為失寵的陳皇后作《長門賦》,漢武帝讀了深受感動,陳皇后重新得寵,遂送黃金百斤給司馬相如。黃金百斤,按今年六月廿五日的市價約為港幣819萬元,而《長門賦》共計607字,平均每個字一萬三千五百元,何止「一字千金」?難怪歷代都稱頌司馬相如為賦宗、辭宗了。

    潤筆之風至唐大盛,最出名的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他專門為名公巨卿撰寫碑銘,相傳「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還有個杜牧,撰寫《韋丹江西遺愛碑》,得彩絹三百匹。那種倚馬可待的短文,比他正五品的中書舍人月俸都要高出幾百倍呢!唐朝是歷史上潤筆最高的時期,白居易有個莫逆之交叫元微之,他得了重病彌留之際,就託白居易為他寫個墓誌銘,所給的潤筆包括車馬、綾帛、銀鞍、玉帶等等,價值七十六萬金,接近天文數字,白居易推辭不掉,就收下了,後來全部捐給了香山寺,算是替元微之做了功德。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富裕時代,人們出手大方,不惜重金去追求名家的大作,自然也造就了一批文人富豪。細算一下,元微之這個武昌軍節度使,位止從三品耳,何來七十六萬金?看來古代的地方官也很會斂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然節度使比知府位高,貪污百萬金也不稀罕。
    「新唐書》說,因寫文章獲財之多,無人可比得上李邕,朝中達官貴人和各地寺廟紛紛拿著金銀請他賜文,李邕一生寫過數百篇應酬文章,「受納饋遺,亦至巨萬」,詩聖杜甫有詩描繪李邕家中的豪華奢侈:「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毯。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
    唐宋時代尊重知識、尊重文人。可惜好景不常,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把全民分為十個等級,說什麼「七優八娼九儒十丐」,可見「臭老九」還不是共產黨毛澤東最早發明的,早在八百多年前,知識份子就排在第九名,比娼妓還不如!滿清入關後,防範文人造反,搞了許多文字獄,動不動就誅九族,殺得文人膽顫心驚,誰還敢吭聲?鴉片戰爭後,西風東漸,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隨著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逐步推行,在通商口岸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出現了一批志在引進西方文化的新式文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無力壓制他們,且看這一批文人的稿酬:
    梁啟超版稅40%
    王韜(1828-1897)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著有《扶桑遊記》,當地這中學校長,開過書店,也為報館寫稿。當時為報館寫稿被視為「文人末路」的低賤勾當,收入低微,他給《點石齋畫報》撰文,每月致酬40銀元。那時上等白米每石兩圓七角,一圓大洋相當於今日100元人民幣。
    蔡元培(1868-1940)留學德國(1907)時,採取「爬格子」半工半讀,他為上海商務印書館著文或編譯,按照千字三圓(編輯)和五圓(著述)的標準,每月獲稿酬100銀圓(約合今日人民幣七千圓),館方匯一部份錢給蔡作為留學費用,另一部份交國內妻兒作委家用。1913年蔡元培赴法國,寫了《哲學大綱》、《倫理學原理》等書,商務印書館付每千字七圓,他每天以一半時間寫一千字稿,每月三萬字可得二百圓,另半日供遊學考察之用。辛亥革命後,他回國當了教育總長,因為自己經歷過「爬格子」的生涯,故特別尊重和愛惜文士,對於比他年輕30歲的魯迅,特聘為教育部的特約撰稿人,月薪三百圓,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等,都是他一手扶植的。
    王國維(1877-1927)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薪水最高的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圓。1913年他為商務印書館撰寫《宋元戲曲史》,稿酬千字三圓,全書五萬多字,不足二百圓。
    周作人(1886-1967),北平淪陷後,他同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輯委員會聯係,每月交譯稿二萬字,按千字十圓的優惠稿酬,每月收入法幣200圓(當時法幣一元合今人民幣30元)。於是他翻譯了《希臘神話》十萬字,接著又翻譯《希臘神話論》、《希臘研究》也有十萬字,共得二千圓(合今人民幣六萬元。)後來編譯會遷香港,他收入陡減。1940年當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月俸兩千圓,是北大教授的三倍多。貪財,是他投敵的主要原因。
    胡適(1891-1962),廿六歲就當上了北大教授。1918年他給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投稿,編譯所經理張元濟發給每千字六圓稿費,連空行都計酬,當時上海稿酬千字2-3圓,胡是文化名人,稿酬比別人高。他的著作大多交付同鄉汪孟鄒開設的亞東圖書舘出版,版稅一律15%;新月社出版者,再版付20%。從胡適日記知,1923-28年,胡適光是在亞東圖書舘就得到版稅、稿酬近三萬銀圓,合今日人民幣約180萬元;1931-37年7月,每月版稅稿酬約900銀元,合今人民幣6萬元。
    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柔石(1902-1931),是自由撰稿人,在一家報館約定每月供稿一萬字,酬20圓,屬編低,但北新書局出版他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所付版稅高達20%。
    由上所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千字二至三元是最通行的稿費標準,商務印書館給胡適的稿費也不過千字六元,可是梁啟超投《東方》雜誌的〈大乘起信論〉卻高達千字二十元,梁的版稅也高達40%,一則梁的聲望很高,二則防止同業競爭(梁的不少高足在中華書局任職,有意挖角)。1927-37年物價穩定,月入二十元便可維持基本生活。
    張恨水兩部小說買下北京大宅院
    然而,許多文人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是沒有報酬的。早期在《申報》刊登詩文,不但沒有稿酬,還要比照廣告向報館交納刊登費用。徐枕亞的《玉梨魂》在《民權報》副刊連載時也是沒有稿費的,而民初以後,作者對於作品暢銷而帶來的利益有了更大的關注。1910年創刊的《小說月報》在刊例中已經明確規定了稿酬標準:「投稿中選的,分為四等酬謝: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兩元,來稿不合,立即退還」。據包天笑回憶,民初上海小說稿酬的市價,普通的是千字二元,特別高的也有到千字五元、六元的,而當時像包天笑這等中上家庭的日用,每月有五六十元已足以應付。暢銷小說《孽冤鏡》之作者吳雙熱的朋友曾為他訂立賣文潤例:「文言千字三元,白話千字二元」。寫作生涯長達五十餘年、寫下中長篇小說110餘部三千萬言的張恨水,光是兩部各百萬言小說《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就得到上海世界書局稿酬八千銀圓,平均月入在500銀元以上,與當時胡適教授的收入達到同一水平,相當於今日人民幣二萬元左右。他攜七千銀元回北平,用其中四千元購置了前門大柵欄12號的一所大宅門四合院,這跟魯迅周作人兄弟購置的西直門八道灣大宅價格相似。從《魯迅日記》知,他在上海報刊撰文,稿酬千字五至十元,月入500元,比在北京當教育部僉事多一倍。僅1929年聘律師與北新書局談判,就追回兩萬多元應得版稅,合2009年人民幣140多萬元。他旅滬寫作九年,稿酬收入法幣75278元,相當於2009年的人民幣452萬元,即月入四萬元。所以能買下北平、上海兩處住宅。卅年代作者版稅率為15%-20%,四十年代減為10%-15%。
    有人問,中共在延安時期(1935-47)有稿費嗎?一般認為,草莽時期的共產黨,是吃大鍋飯的,只講奉獻,不計報酬,哪裡還發什麼稿費?錯!據文獻記載,延安時期的稿酬始自1936年8月5日,毛澤東、楊尚昆在保安縣聯名向陝北第一方面軍各部發出《長征記》徵稿電報與信函,信曰「來稿請於9月5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致謝意」。同年10月28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叢書徵文啟事〉,曰:「每稿至多不超過兩千字……採用後,酬致現金或物質報酬」。翌年5月10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於徴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組建張愛萍、陸定一、丁玲、舒同、甘泗淇、傅鐘、黃鎮、蕭克、鄧小平等十一人的編委會,言明:「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採用後,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1939年1月,毛澤東致周揚的信提及讓他的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兩人合編一本《邊區實錄》,讓周揚「全權修正」,信末寫明「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藉表酬勞之意」,此書於12月出版,毛為它題寫了書名。
    高崗治下東北稿費千字四千圓
    金錢不是萬能的,然而無錢是萬萬不能的,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據悉李鵬對記者特別禮遇,每遇記者來訪都致送厚禮)當然深知這一嚴竣現實。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其中談到稿酬:「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從「紅色中華》報副刊、《大眾文藝》、《解放日報》、《文藝戰線》、《文藝月報》等延安報刊的徴文啟事可知,都有「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的承諾,中共西北局宣傳部創辦的《大眾習作》,還寫明「每千字送稿費一元」;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屬下人民抗日劇社(社長危拱之是葉劍英前妻)在《紅色中華》報發布徴求劇本啟事,言明「話劇、歌劇,一般每齣大洋二元;活報劇每個五角;歌及土調每個兩角;倘有特別出色而受看者,給以特等酬報;雙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給大洋兩角」。延安作曲者協會和音協,1942年4月發起的「聶耳創作獎」,是當時獎金最高的徴文活動: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齊唱與獨唱,甲70,乙50,丙30,得獎作品之歌詞另付稿酬。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共軍攻城略地奏捷,稿費亦水漲船高。從1946年3月冀魯豫邊區文聯主辦的《文化生活》稿約可知,每千字稿酬已增至15-30元;同年七月每篇增至50-100元,千字以上稿件每千字付50-80元;該區《教育導報》1947年12月宣稱,每千字增加到300元,500至一千字稿件也按千字計算。1948年東北日報更加慷慨,每千字兩千元,特殊的付四千元;繪畫一版500-2000元,封面5000元,難怪當年東北人要喊「高(崗)主席萬歲!」這就種下了日後被老毛整肅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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