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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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今稿酬考

中國古今稿酬考
    文友沈西城在生果報副刊寫了一篇〈倪匡賺了多少稿費?〉他根據第一手資料告訴讀者,他的半世紀摯友在報刊撰文加上改編成電影的版稅,共有六千萬港元之多。
    司馬相如每字賺1.35萬港元
    古之士大夫講究清高,恥言金錢,非說不可時,稱之為「阿堵物」,意思是:「那個東西」。稿費是近百年才有的新名詞,以前有個雅稱叫「潤筆」。《隨書‧鄭譯傳》有一則故事:鄭譯為皇上擬詔書,有人戲稱他「筆乾了」,鄭答:「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那同粵人稱錢為「水」相倣,蓋因古人用毛筆寫字,通常先用水泡一下,把筆毛泡開泡軟,這樣毛筆較容易吸收墨汁,寫字時會感覺比較圓潤。因此後人將「潤筆」泛指為請人家寫文章、題字、作畫的報酬。
    古代文人誰的稿費最高?大概要數兩千兩百多年前的武騎常侍司馬相如了。當年他為失寵的陳皇后作《長門賦》,漢武帝讀了深受感動,陳皇后重新得寵,遂送黃金百斤給司馬相如。黃金百斤,按今年六月廿五日的市價約為港幣819萬元,而《長門賦》共計607字,平均每個字一萬三千五百元,何止「一字千金」?難怪歷代都稱頌司馬相如為賦宗、辭宗了。

    潤筆之風至唐大盛,最出名的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他專門為名公巨卿撰寫碑銘,相傳「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還有個杜牧,撰寫《韋丹江西遺愛碑》,得彩絹三百匹。那種倚馬可待的短文,比他正五品的中書舍人月俸都要高出幾百倍呢!唐朝是歷史上潤筆最高的時期,白居易有個莫逆之交叫元微之,他得了重病彌留之際,就託白居易為他寫個墓誌銘,所給的潤筆包括車馬、綾帛、銀鞍、玉帶等等,價值七十六萬金,接近天文數字,白居易推辭不掉,就收下了,後來全部捐給了香山寺,算是替元微之做了功德。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富裕時代,人們出手大方,不惜重金去追求名家的大作,自然也造就了一批文人富豪。細算一下,元微之這個武昌軍節度使,位止從三品耳,何來七十六萬金?看來古代的地方官也很會斂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然節度使比知府位高,貪污百萬金也不稀罕。
    「新唐書》說,因寫文[email protected]多,無人可比得上李邕,朝中達官貴人和各地寺廟紛紛拿著金銀請他賜文,李邕一生寫過數百篇應酬文章,「受納饋遺,亦至巨萬」,詩聖杜甫有詩描繪李邕家中的豪華奢侈:「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毯。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
    唐宋時代尊重知識、尊重文人。可惜好景不常,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把全民分為十個等級,說什麼「七優八娼九儒十丐」,可見「臭老九」還不是共產黨毛澤東最早發明的,早在八百多年前,知識份子就排在第九名,比娼妓還不如!滿清入關後,防範文人造反,搞了許多文字獄,動不動就誅九族,殺得文人膽顫心驚,誰還敢吭聲?鴉片戰爭後,西風東漸,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隨著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逐步推行,在通商口岸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出現了一批志在引進西方文化的新式文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無力壓制他們,且看這一批文人的稿酬:
    梁啟超版稅40%
    王韜(1828-1897)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著有《扶桑遊記》,當地這中學校長,開過書店,也為報館寫稿。當時為報館寫稿被視為「文人末路」的低賤勾當,收入低微,他給《點石齋畫報》撰文,每月致酬40銀元。那時上等白米每石兩圓七角,一圓大洋相當於今日100元人民幣。
    蔡元培(1868-1940)留學德國(1907)時,採取「爬格子」半工半讀,他為上海商務印書館著文或編譯,按照千字三圓(編輯)和五圓(著述)的標準,每月獲稿酬100銀圓(約合今日人民幣七千圓),館方匯一部份錢給蔡作為留學費用,另一部份交國內妻兒作委家用。1913年蔡元培赴法國,寫了《哲學大綱》、《倫理學原理》等書,商務印書館付每千字七圓,他每天以一半時間寫一千字稿,每月三萬字可得二百圓,另半日供遊學考察之用。辛亥革命後,他回國當了教育總長,因為自己經歷過「爬格子」的生涯,故特別尊重和愛惜文士,對於比他年輕30歲的魯迅,特聘為教育部的特約撰稿人,月薪三百圓,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等,都是他一手扶植的。
    王國維(1877-1927)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薪水最高的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圓。1913年他為商務印書館撰寫《宋元戲曲史》,稿酬千字三圓,全書五萬多字,不足二百圓。
    周作人(1886-1967),北平淪陷後,他同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輯委員會聯係,每月交譯稿二萬字,按千字十圓的優惠稿酬,每月收入法幣200圓(當時法幣一元合今人民幣30元)。於是他翻譯了《希臘神話》十萬字,接著又翻譯《希臘神話論》、《希臘研究》也有十萬字,共得二千圓(合今人民幣六萬元。)後來編譯會遷香港,他收入陡減。1940年當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月俸兩千圓,是北大教授的三倍多。貪財,是他投敵的主要原因。
    胡適(1891-1962),廿六歲就當上了北大教授。1918年他給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投稿,編譯所經理張元濟發給每千字六圓稿費,連空行都計酬,當時上海稿酬千字2-3圓,胡是文化名人,稿酬比別人高。他的著作大多交付同鄉汪孟鄒開設的亞東圖書舘出版,版稅一律15%;新月社出版者,再版付20%。從胡適日記知,1923-28年,胡適光是在亞東圖書舘就得到版稅、稿酬近三萬銀圓,合今日人民幣約180萬元;1931-37年7月,每月版稅稿酬約900銀元,合今人民幣6萬元。
    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柔石(1902-1931),是自由撰稿人,在一家報館約定每月供稿一萬字,酬20圓,屬編低,但北新書局出版他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所付版稅高達20%。
    由上所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千字二至三元是最通行的稿費標準,商務印書館給胡適的稿費也不過千字六元,可是梁啟超投《東方》雜誌的〈大乘起信論〉卻高達千字二十元,梁的版稅也高達40%,一則梁的聲望很高,二則防止同業競爭(梁的不少高足在中華書局任職,有意挖角)。1927-37年物價穩定,月入二十元便可維持基本生活。
    張恨水兩部小說買下北京大宅院
    然而,許多文人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是沒有報酬的。早期在《申報》刊登詩文,不但沒有稿酬,還要比照廣告向報館交納刊登費用。徐枕亞的《玉梨魂》在《民權報》副刊連載時也是沒有稿費的,而民初以後,作者對於作品暢銷而帶來的利益有了更大的關注。1910年創刊的《小說月報》在刊例中已經明確規定了稿酬標準:「投稿中選的,分為四等酬謝: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兩元,來稿不合,立即退還」。據包天笑回憶,民初上海小說稿酬的市價,普通的是千字二元,特別高的也有到千字五元、六元的,而當時像包天笑這等中上家庭的日用,每月有五六十元已足以應付。暢銷小說《孽冤鏡》之作者吳雙熱的朋友曾為他訂立賣文潤例:「文言千字三元,白話千字二元」。寫作生涯長達五十餘年、寫下中長篇小說110餘部三千萬言的張恨水,光是兩部各百萬言小說《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就得到上海世界書局稿酬八千銀圓,平均月入在500銀元以上,與當時胡適教授的收入達到同一水平,相當於今日人民幣二萬元左右。他攜七千銀元回北平,用其中四千元購置了前門大柵欄12號的一所大宅門四合院,這跟魯迅周作人兄弟購置的西直門八道灣大宅價格相似。從《魯迅日記》知,他在上海報刊撰文,稿酬千字五至十元,月入500元,比在北京當教育部僉事多一倍。僅1929年聘律師與北新書局談判,就追回兩萬多元應得版稅,合2009年人民幣140多萬元。他旅滬寫作九年,稿酬收入法幣75278元,相當於2009年的人民幣452萬元,即月入四萬元。所以能買下北平、上海兩處住宅。卅年代作者版稅率為15%-20%,四十年代減為10%-15%。
    有人問,中共在延安時期(1935-47)有稿費嗎?一般認為,草莽時期的共產黨,是吃大鍋飯的,只講奉獻,不計報酬,哪裡還發什麼稿費?錯!據文獻記載,延安時期的稿酬始自1936年8月5日,毛澤東、楊尚昆在保安縣聯名向陝北第一方面軍各部發出《長征記》徵稿電報與信函,信曰「來稿請於9月5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致謝意」。同年10月28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叢書徵文啟事〉,曰:「每稿至多不超過兩千字……採用後,酬致現金或物質報酬」。翌年5月10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於徴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組建張愛萍、陸定一、丁玲、舒同、甘泗淇、傅鐘、黃鎮、蕭克、鄧小平等十一人的編委會,言明:「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採用後,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1939年1月,毛澤東致周揚的信提及讓他的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兩人合編一本《邊區實錄》,讓周揚「全權修正」,信末寫明「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藉表酬勞之意」,此書於12月出版,毛為它題寫了書名。
    高崗治下東北稿費千字四千圓
    金錢不是萬能的,然而無錢是萬萬不能的,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據悉李鵬對記者特別禮遇,每遇記者來訪都致送厚禮)當然深知這一嚴竣現實。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其中談到稿酬:「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從「紅色中華》報副刊、《大眾文藝》、《解放日報》、《文藝戰線》、《文藝月報》等延安報刊的徴文啟事可知,都有「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的承諾,中共西北局宣傳部創辦的《大眾習作》,還寫明「每千字送稿費一元」;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屬下人民抗日劇社(社長危拱之是葉劍英前妻)在《紅色中華》報發布徴求劇本啟事,言明「話劇、歌劇,一般每齣大洋二元;活報劇每個五角;歌及土調每個兩角;倘有特別出色而受看者,給以特等酬報;雙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給大洋兩角」。延安作曲者協會和音協,1942年4月發起的「聶耳創作獎」,是當時獎金最高的徴文活動: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齊唱與獨唱,甲70,乙50,丙30,得獎作品之歌詞另付稿酬。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共軍攻城略地奏捷,稿費亦水漲船高。從1946年3月冀魯豫邊區文聯主辦的《文化生活》稿約可知,每千字稿酬已增至15-30元;同年七月每篇增至50-100元,千字以上稿件每千字付50-80元;該區《教育導報》1947年12月宣稱,每千字增加到300元,500至一千字稿件也按千字計算。1948年東北日報更加慷慨,每千字兩千元,特殊的付四千元;繪畫一版500-2000元,封面5000元,難怪當年東北人要喊「高(崗)主席萬歲!」這就種下了日後被老毛整肅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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