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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陸反抗中共暴政的歷史大潮湧起

《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 著
   
   

   第二章
   
   第二節 民怨民怒沸騰,暴政四面楚歌
   ——東亞大陸反抗中共暴政的歷史大潮湧起
   
   
   【按語:用民主大革命摧毀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經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主流意志,中共為之驚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傳機器和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劉路之流,開始不斷發文,企圖論證中共暴政是不會死亡的萬年帝國。面對這種情況,徵得出版社同意,摘發袁紅冰所著《決戰二〇一六》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經是屍居餘氣,處於滅亡前的迴光返照之中。 ——《自由聖火》編輯部】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東亞大陸成為歷史關注的重心。引發關注的,是隨遮天蔽日的沙塵暴一起湧向蒼穹之巔的經濟奇跡。從華爾街的肥貓到北美和歐洲信奉淺薄的功利主義哲學的政客;從中共收買的各國“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到中國的偽自由知識分子,都把驚歎艶羨的目光投向暴發的中共強權,而忽略了東亞大陸上人權大劫難的浩盪悲歌。在這個奉“經濟決定論”為圭臬的墮落時代,對人權的關懷相當程度上是一樣偽善,因為,“經濟決定論”哲學分泌出的物性貪慾獲得生命價值之王的權威。
   然而,即便上帝和人類都忽略了人權大劫難,宿命地活在東亞大陸上的各個族群卻無法忽略,因為,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所有權利之後的苦痛悲愁,構成他們生活的主調——他們就活在人權大劫難中。
   這個只懂得諛媚金權的時代,把滾滾如黃河濁浪的溢美贊頌之辭,獻給創造出經濟奇跡的中共強權,同時忘記了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奇跡般崛起的經濟不能給東亞大陸帶來普遍幸福;或者說,為什麼經濟奇跡崛起卻使社會遠離普遍幸福?
   這個問題猶如猩紅的血跡迸濺在時代的眼球上,只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才能準確預言中國的前景。探尋自由台灣的出頭天,當然需要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準確評估。既然如此,就讓我來回答上述問題,以為自由台灣謀。
   權貴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經濟奇跡之母;鄧小平則是權貴市場經濟的“總設計師”。
   一九八九初夏,北京浴血,中共又一次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作為統治者,竟動用數十萬大軍,佔領本國的首都,血腥屠殺本國人民——鄧小平之惡,神人共憤;中共又一次摧毀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
   面對嚴峻的統治危機,基於政治黑手黨式的陰晦詭詐的天性,鄧小平決策實施權貴市場經濟,以重建中共極權專制的“合法性”。他要通過權貴市場經濟,使中國人的良知在物性貪慾中腐爛,從而抹去其留在中國人記憶中的反人類重罪——記住罪惡需要良知;良知腐爛了,社會就喪失記住罪惡的道德基礎。
   權貴市場經濟是從政治黑手黨化的中共統治危機中長出的一個經濟怪胎。它以挽救中共統治危機,強化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為宿命,而不是以實現社會普遍幸福為天職。這正是當代中國經濟奇跡與社會普遍幸福南轅北轍的本質原因。
   所謂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一言以蔽之,乃是以腐敗的專制權力為軸心,以人性中的物性貪慾為原初動力,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運行的一種經濟系統。這種由物性貪慾和專制權力主導的經濟系統必然導致特定的社會效應,即社會財富如天河倒灌,滔滔不絕,湧入中共權貴以及作為權貴白手套的奸商惡賈的錢袋——這種社會效應又必然以社會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作為結論;在人的自由權利受到政治否定的專制體下,社會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也必然以社會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作為補充。
   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雙重意義上的極端兩極分化,意味著對社會普遍幸福的絕對否定。在中共極權專制背景下的兩極分化,又有其特定的內涵,即由千萬貪官污吏構成的“上層一萬家”,不僅是擁有暴發的財富而毫無良知正義的一極,而且表述國家權力空前絕後的極端腐敗,潰爛入骨;由十五億普通民眾構成的另一極,則既要承受生活的辛勞,甚至艱難,更要時時承受千萬貪官污吏以及奸商惡賈從他們沒有權利保障的尊嚴上踐踏而過的精神苦痛。
   被閹割掉道德原則的資本,為追求暴富的貪慾,如漫天蝗蟲般湧入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除此之外,中共創造經濟“奇跡”的內在因素主要有兩個:其一,對三億五千萬農民工奴工般勞動的二十餘年的剝奪;其二,對東亞大陸壯闊山河間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毀滅性的開發利用。第一個因素背叛人性良知,摧殘社會正義;第二個因素悖逆人類理性,戕害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
   進行上述討論是為得到一個基本結論: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無論從起點到歸宿,也無論從本質到運作的具體邏輯,都違背良知與理性,所以,中共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在創造人民對它的憤怒;中共在飛速積累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社會全面危機也在迅速積累——全球的庸人政客和瑣碎的學者為之驚艷的經濟發展指數,同時在詮釋社會危機的深刻和激烈程度;豪華的經濟奇跡的外觀後面,末日的喪鐘已從地獄深處隱隱傳來。
   從二十一世紀初葉開始,東亞大陸腹地的“群體性事件”就年復一年日益增多;由最初每年數萬起,增至前年,即二〇一三年的三十萬起以上。中共公安部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實質就是規模不同的“人民起義”——起義,為反抗中共政治黑手黨的貪官污吏對天賦人權的踐踏;起義,為反抗財富和權利極端兩極分化所表述的社會不公正,以及維護這種社會不公正的極權專制。
   由於還沒有受到歷史機遇的祝福,大量分散崛起的規模不同的“人民起義”,迄今沒有形成導致前蘇聯共產帝國崩潰或者“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全民反抗,而是在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鎮壓下表現為前赴後繼、生生不息的失敗過程。不過,失敗既不是終結,也不意味著絕望;相反,每一次失敗都為重新崛起積累更強悍的能量,人民反抗已經獲得不死的靈魂——正是中共強權對人權的踐踏和社會正義的缺失,構成人民反抗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之源。暴政的逼迫是人民反抗的根本原因;暴政退出歷史之前,人民反抗必定呈現為“動盪不息的大海”。
   中共的政治辭典中,其統治下的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稱為“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除了同漢人一樣承受千萬貪官污吏的經濟剝奪、政治壓迫、人權踐踏,還不得不為堅守民族宗教的生存權和心靈的神聖感而浴血。東亞大陸之上,當代反抗中共暴政的大潮中,“少數民族”的反抗形成最壯麗的波濤;其中維吾爾人和藏人對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反抗,則是血海淚滔書寫的追求自由的史詩。
   對於相信人的本質是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塊物質或者一堆肉的民族而言,摧殘心靈是比屠殺肉體更深重的罪孽;也可以說,心靈受到強權戕害的悲愴,比肉體承受的酷刑之痛更慘烈。維吾爾人和藏人就是堅信人的本質在於精神的民族。
   中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天性,只在於摧毀維吾爾人和藏人從祖先承繼的精神價值信仰,把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心靈關進共產黨專制文化的巴士底獄,使維吾爾人、藏人淪為魂飛魄散的行屍走肉和中共暴政的精神奴隸。形象地講,中共要用極權專制之刀,剜出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心,然後給他們換上共產黨文化的魔鬼之心。所以,維吾爾人和藏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是維護精神價值之戰;他們的抗爭證明維吾爾人、藏人是忠實於心靈的民族。
   二十一世紀以來,抗爭暴政成為維吾爾人的政治主題。新疆地處玉門關之外,距中原萬里,但是,中共卻把維吾爾人的反抗視為心腹之患。中共對維吾爾人反抗的焦慮在於下述兩個方面:
   其一,十二億人的伊斯蘭信仰世界構成維吾爾人反抗的天賜的國際背景,這種國際背景使維吾爾人的抗爭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而且水勢滔滔,難以斷絕;根深本固,生機盎然。
   其二,維吾爾人的反抗表現出受到堅逾鐵石的宗教信仰加持的強悍風格,以及銳利的鋒芒。如果這種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影響到中原地區每年數十萬起“群體性”抗爭暴政的事件,那將意味著中共極權的末日。
   為斬斷對維吾爾人反抗的國際援助,杜絕維吾爾人反抗對中國內地的影響,中共除用新聞封鎖的鐵幕把新疆同世界隔絕之外,更通過其絕對控制的輿論宣傳系統,指控維吾爾人的反抗是“恐怖主義”,並以此為其對維吾爾人實施大屠殺辯護。但是,中共的指控是魔鬼的謊言;中共對維吾爾人的大屠殺是魔鬼犯下的反人類重罪。
   “恐怖主義”是指,為實現特定的政治和宗教意志,用造成社會普遍恐怖的方式和手段,危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財產的行為。確實有維吾爾人實施了針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攻擊,不過,那並不代表維吾爾人反抗的主流。絕大多數維吾爾人反抗行為的打擊對象,是構成中共極權國家暴力機器的各種機構,諸如警察局、武裝警察、中共黨和政府單位等。
   偉大的盧梭提出,一旦暴政剝奪了人民用和平方式表達意志的可能,人民就擁有起義的權利。盧梭提出的,乃是屬於人民和自由的真理。近代史上,歐洲和北美大陸正是通過人民大起義,才把人類歷史推進到自由民主的時代;當時如果人民放棄了起義的權利,恐怕直到今天歷史還只能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徘徊。現在,維吾爾人的反抗正是行使人民在暴政前起義的天賦權利。
   中共強權在恐怖主義的問題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之際,我們有必要指出,當代橫行東亞大陸,荼毒天下蒼生的,只有一種恐怖主義,即中共強權的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寡頭將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發揮到血腥的極致,用精神鐵幕、酷刑黑牢、政治司法迫害,甚至軍事屠殺,摧殘自由的靈魂;中共暴政是東亞大陸上的恐怖主義之源,而且是唯一的根源。
   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反抗恰是在運用人民起義的權利,否定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維吾爾人對中共強權國家統治機器和暴力機構的打擊,是針對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統治實施的正當防衛。我之所以就中共暴政對維吾爾人的誣陷性指控,為維吾爾人的抗爭作上述辯護,乃是基於一個信念:維吾爾人反抗暴政所展示出的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意味著一種英雄意志的啓示;所有祈盼擺脫中共政治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只有讓自己的抗爭獲得英雄意志的祝福,才可能實現作自由人的理想——極權暴政的葬禮和自由的慶典,都需要英雄之血的獻祭。
   如果説維吾爾人以其反抗的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令中共暴政如刺在喉,寢食難安,藏人的反抗則因為對心靈的忠誠,而使中共滅絕藏傳文化的國策折戟沉沙。
   一九五九年,用英雄之血點燃雪域高原的全民大起義,拉開了當代藏人反抗中共暴政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序幕。其後數年間,近一百二十萬藏人死於軍事屠殺、鐵牢酷刑、勞改營的苦役,以及大飢餓;屍橫萬里,血浴荒野,聖潔的西藏高原,淪為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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