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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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先生倾向中华文化,发表了一些尊孔尊儒的讲话,有人就说习近平贬弃马克思主义(下称马家),去马归儒了,这当然是过度解读。东海早就指出,毛泽东是“立马反儒”, 马克思加秦始皇;习先生则是“存马推儒”,在不改变马家立场的前提下推重儒学,马克思加孔夫子。

   

   马克思加秦始皇是恶上加恶,马克思加孔夫子则是恶中有善,有向善之几。这对于靠反儒起家的共产党来说,难能可贵。习近平的尊儒讲话,是对百年蒙昧主义思潮的一次历史性异议,为儒学复兴、中华重建提供了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中国最终弃马归儒提供了方便。

   

   儒家九死余生,影响依然薄衰,朝野对儒家的反感和误会依然深重,因此,“存马推儒”作为权宜之计,颇有必要,情有可原。但必须指出,时间拖久了,流弊极大,必然导致各界思想更加混乱,国家精神更加分裂,官员民众都无所适从。

   

   因为儒马两家在道德标准、文化立场、政治模式、制度设置等等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

   

   儒家闻过则喜,马家闻过则怒;儒家和而不同,马家同而不和;儒家周而不比,马家比而不周;儒家成人之美,马家利人之恶;儒家尊师法祖,马家欺师灭祖;儒家诚信和谐,马家欺诈暴力;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家己所不欲专施于人。

   

   儒家“民贵君轻”,马家“党贵民轻”;儒家“唯有德者居之”,马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儒家“春秋责备贤者”,马家善于责备弱者;儒家“礼不下庶人”,马家求全责备于民;儒家五常三纲,马家或阶级斗争为纲或经济建设为纲。

   

   最根本的是世界观矛盾。儒家世界观是仁本位,马家世界观是物本位。世界观的矛盾导致生命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统统矛盾,这些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儒马之别是华夷、王暴、正邪、善恶、人禽之别。

   

   或说: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革命精神。答:因指导思想、原则宗旨和领导集团的不同,革命品质会产生优劣正邪之别。论文明性正义性,儒家革命最高,如汤武刘秀;其次是有大量儒家支持参与的革命,如刘邦李唐;其次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朱元璋孙中山;其次是一般农民革命,如陈吴;邪教“革命”最恶劣,如洪杨之乱。马家“革命”纯属造反。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也反革命---彻底反掉了革命所应具有的抗暴救民的正义性。

   

   或说:“儒马有不同点也有共同处,钱穆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儒家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不是殊途同归。”答: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我有《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一文阐说,兹不赘。钱穆先生确曾肯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自古即有社会主义的雏形和思想传统。这是他的思想误区。

   

   儒家爱社会,非常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但决不认同社会主义,就像爱家爱国忠君但不允许家庭、国家和君主主义化一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政治序列中,民永远居于主体地位。早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就指出了集体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指出了民主主义的反自由性--与自由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而马邦学界至今还在为社会主义和五四民主主义涂脂抹粉,何其无知落后乃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的尊儒表态,让一些马家知识分子闻风而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友好关系的文章纷纷出笼,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就颇有代表性。

   

   陈先达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说儒家“反对马主义”没错,说儒家“拒斥西方先进文化”则是栽赃---这么做的恰恰是马家自己。

   

   陈先达说:“马克思主义立足点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儒学中没有阶级,只有君子与小人之别。”此言确实指出了儒与马的一大原则之异。儒家不论什么阶级,不论有产无产贫富贵贱,严于君子小人之别,正邪善恶之辨。这与强调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马主义自然格格不入。

   

   陈先达说:“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很难把握。”相反,马主义者不可能真正把握仁本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辩证法这些儒家的精髓。陈文以马为体,以儒为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学进行肆意歪曲和恶意利用,乡愿苟且,混乱夹杂,似儒实马,左支右绌,为马列化儒学、殖民化儒学作了典型性示范。

   

   不过,曾经疯狂批儒反儒、以儒为敌的马家学者能够含含糊糊地说些儒家好话,确实不失为一大进步。春江水暖鸭先知,此之谓也。

   

   或说:“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已不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了,经过多次中国化,其内容已经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答:原教旨也好,修正主义也好,马主义有三大原则始终一贯:哲学物本位,政治制度党主制,经济制度公有制。此三原则与儒家的仁本位、礼制和民有制格格不入。

   

   马家不能与儒家结合,与法家则一拍即合,因为两家思想精神高度默契。

   

   商韩派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学说,其性恶论反仁本,君本位反民本,法术势反礼制反教化,又有轻罪重罚、草菅人命、军国主义、阴谋权术等等特征,所以最容易与马家结合。

   

   法家倡法术势,儒家重礼道时,针锋相对。儒法之争是礼与法、道与术、时与势之争。非礼之法必是恶法,违道之术必是邪术,悖逆时中原则之势必是恶势力。儒家是真善美的高端,法家是假恶丑的典型。尊儒是顺缘善缘,重法逆缘恶缘;近儒是趋向五福,近法是接近六极。古今不良思想和势力都容易认同法家,中外良性学说和力量都能够尊重儒家。近儒是亲君子,近法是近恶人,近儒者赤,近法者黑。

   

   儒法之争,是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华夷之争,仁政恶政之争,礼制恶法之争,圣贤盗贼之争,真理伪理之争,天理人欲之争,文明野蛮之争,光明黑暗之争。

   儒马之争何尝不是如此?

   

   马家与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也血脉相通。

   

   民主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儒家外王学也有共鸣点,但一旦主义化,就喧宾夺主了,既悖儒家思想,也违自由原则,与反文化、反法治、反良序的极权主义一拍即合。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鼓吹这两种主义,都是为虎作伥。

   

   民主的要义是民众授权,强调的是政权的民意合法性,可不是民众决策。很多政治社会事务不宜“走群众路线”。换言之,在具体行政工作中,民众不能做主,民意仅供参考。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病人手术需要家属授权,但家属无权主导和指挥手术。

   

   启蒙派中至今依然流行很多错误思想,例如错认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为民主平等科学,错认马克思主义为真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正道,错把仁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做坏东西等等,都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大错。因此,儒门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真话正理。借用孟子的话说: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或说:“马克思主义还拥有宪法地位,最好暂时不要异议,以免有违宪之嫌。”答:正因为马家拥有宪位,我才特别忧虑而严加批判。如果它已经退为百家之一,影响危害有限,我还未必愿意为之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呢。注意,言论自由包括批判宪法及其指导思想的自由。如果宪法不能异议,还谈何修宪?

   

   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努力,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以权力将儒与马勉强拉扯在一起,将正邪善恶强制性烩成一锅,结果是马不马儒不儒。名不正,一切都无法归正。去马立儒,尽管艰难,却是国之希望和势之所趋。

   

   去马立儒就是去恶归仁,以仁为本。仁本主义有三本: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社会以人为本。尊重民意,追求宪政,维护人权,倡导四大自由,强调法律人格平等,反对言论罪和文字狱,都是仁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主张,坚持仁义之本,驱除唯物之邪,海纳西方之善,重建中华之美。

   

   日前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中共应该正名”的意见,值得重视。共产党与唯物论、党主制和公有制血肉交融,既违反民主自由原则,也悖逆仁本思想和大同理想---大同是同文同德,不是共产共物。弃旧图新,改邪归正,必须正名。

   

   共产党可以更名为仁民党或新民党。仁民是仁爱人民之意,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包括重民保民亲民,庶之富之教之。“亲民”是《大学》纲领,朱熹解“亲”为“新”。新民之意是,人自明其德后,当推己及人,使广大人民去其旧习,成为新民。

   

   仁民党或新民党,意味着这个党是遵循中华道统,坚持仁本主义、维护人民权利的党。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和谐幸福的家园,领导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才有“赶英超美”和实现大同的希望。这样的党才值得人民支持和拥护,值得国际社会尊重。2015-7-6余东海

   首发儒家网

(2015/07/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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