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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救世卷
●历史的检验:同一时空条件下政见之比较
·毛泽东、陈尔晋、华国锋、邓小平对当代中国一系列根本性重大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
·胡耀邦谈陈尔晋(陈泱潮)
·《特權論》作者與毛澤
▲专著:铁幕惊雷——特权论
·《特权论》目录及作者与之相关的文字和实践简介
·[《特权论》第一篇 历史性] 第一章 修正主义
·[《特权论》第一篇 历史性]第二章 反修防修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三章 根源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四章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
·[《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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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历史罪人/(外一则)

费良勇
   
   2015年7月初
   
    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是中国人民反对中共专制腐败,追求自由民主的集中体现。六四大屠杀虽然过去了26周年,但它永远是中国的苦难日、国殇日。“六四”是永远不能弥合的历史伤痕。实现中国梦绕不过六四这道坎。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者。

   
    戊戌政变扼杀了戊戌变法,阻断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进程。慈禧太后是罪魁祸首。此后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专制复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共产革命等众多灾难。六四屠杀扼杀了八九民运,让宪政民主与中国再次失之交臂。邓小平是罪魁祸首。六四屠杀是戊戌政变的历史重演,但更加野蛮、更为惨烈。六四屠杀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继续发展,但代价极为高昂,中国社会全面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沦落、治安恶化、生存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各种危机比1989年严峻得多,群体维权事件和暴力恐怖事件日益频繁,中国的维稳费早已远远超过军费。一旦中国经济滑坡、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出现,郑孝胥的第三预言“共产亡于共管”必将兑现。如果中国出现国际共管的局面,情况极为糟糕。邓小平是地地道道的慈禧第二,是历史罪人。

并非镇压才能保持稳定

   
    中共官方喉舌、御用文人、五毛党和亲中共学者等,都认为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其实,这完全是中共洗脑宣传的结果。根据大量资料来看,八九民运时期,虽然人民普遍对官倒腐败极为不满,但对中共及其改革开放大都抱有希望,没有人企图推翻中共政权。学生们1989年4月17日提出的七点诉求完全公正合理,有利于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学生和市民的行动完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没有冲击任何中共党政军机构,没有任何过激言行。人们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治安良好,连小偷都罢偷了。学生们后来已经明确提出,军队不进城,学生退出天安门广场。可是,独夫民贼邓小平一手策划和制造了六四大屠杀,数千乃至上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中共遭到全球谴责,许多民主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中国一度时间政治经济都大倒退。
   
    邓小平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专制统治者。他认为,答应学生的要求,有利于中国但不利于中共,更不利于他极端腐败的家族。所以,邓小平发狠话:“杀20万人,换取20年稳定。”这同毛泽东“不怕打核大战,死了3亿人,还有3亿”的思路同出一辙。在本质上,邓小平同杀人魔王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差别。杀人保稳定,这是专制统治者及其附庸的思想,许多甘当奴才者应声附和。这是影响中国和世界进步的思想障碍。
   
    调动正规军,采用坦克机枪血腥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民众,遭到全球谴责。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也不敢效仿,从而催化了“苏东坡”事件,东欧变色苏联解体。
   
    中共政权获得了超过20年的“稳定”,而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崛起”了。利用这个事实说明邓小平杀人有理,这显然是极端荒唐的。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经济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日本考虑自身利益而没有制裁中国,台资和海外华人资本对中共开放沿海鼎力支持,西方国家由于经济衰退放弃对中国的制裁,转而向中国输入资本和技术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于是形成了姑息中共六四暴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国际大气候。
   
    如果不发生六四屠杀,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从1989年以后同步进行,西方不会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中国同西方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对垒,中国的腐败不至于不可收拾,道德不至于如此沦落,生态环境不至于如此糟糕。中国会均衡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逐渐建立起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真正能够长治久安,永远避免改朝换代的动乱,岂不比现在更好。六四屠杀只是暂时压住了矛盾,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火山爆发的时间推迟了。如今中国人普遍有末世心态,说不定哪天会发生巨大的动乱。中国肯定会大变,可能是和平演变,也可能是暴力剧变。无论将来发生改革或革命,颜色革命、微笑革命还是暴力革命,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笔者是理想主义者,总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有序渐进地从专制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尽量降低社会变革的代价。在现代信息社会,不接受非暴力原则作为政治博弈的道德基础,不建立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如同在沙漠上建筑摩天大厦而不打基础,楼房建得越高就越危险。

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中共改革开放的起因是:公有制,人民公社、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力,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人民冒死分田单干或者逃亡香港。中共被迫顺应民心,允许农民承包到户。这就是所谓的农村改革。这不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极端贫穷落后。横向比,与香港、台湾和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纵向比,也是五千年来最贫穷的时代。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打开国门,特别是大逃港事件刺激了中共,中共不得不对外开放。这也不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邓小平自己也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哪里算得上“总设计师”。专制统治者总是把错误和罪恶归于别人,把功劳和荣誉归于自己。

邓小平是屠杀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刽子手

   
    邓小平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刽子手。邓小平长期紧跟流氓暴君毛泽东整人害人。他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和第一打手,是20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四千多万人的人造饥荒的吹鼓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溃坝灾难——75.8河南洪灾的责任者。他只顾通宵玩桥牌,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导致30万人死于非命。文革中邓小平遭到毛撒旦的整肃,才对自己的罪行有所反思。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立即忘恩负义,野蛮地镇压了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1989年,邓小平更是调动数十万正规军进入北京,制造了震惊全球的六四大屠杀。邓小平成为亿夫所指的大独裁者、大军阀、大屠夫。邓小平阻断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邓小平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胡说毛泽东功大于过。有人也照此评价邓小平。这种评价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其位,谋其政。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占据权力位置的人,有责任和义务依法办事,干正事、干好事,但没有权利干坏事,干了坏事,就应该下台,甚至遭到法律制裁。功不能抵过。举例来说,一个医生,一生救治了一万人,只谋害了一个人,我们能说他是一万兑一开,功远远大于过吗?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害人则是不能容忍的罪行,理应伏法。
   
    此外,“功”的定义也是有重大争议的。毛泽东打下了江山,把人民推下了万丈火坑,在和平时代害死四千万人,饿死四千万人,八千万死于非命,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者总数,饿死的人超过了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间中国二百多次大饥荒死亡人数总和。在毛的反动统治下,人民缺吃少穿,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毛死时,中国的经济全面奔溃。这算什么“功”呢?毛的“功”,几乎全是乱世害人,破坏人民生活,阻碍中国前进的负功。邓小平跟着毛泽东干坏事,当然也是做负功。
   
    平心而论,毛泽东无视经济发展,邓小平重视经济发展。但邓小平在这个高位上,大权在握,对经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呀!这是他应该做、必须做的本职工作。他镇压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特别是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已经死了,不再承担法律责任,但对他的罪行进行政治上、历史上和道义上的清算,还是必要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2015年7月初 写于 纽伦堡
   

邓小平是剽窃民间思想家成果又扼杀民间思想家的罪犯


著名人文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北京大学论陈尔晋(陈泱潮)


漫谈新中国民间思想史(演讲节录)


    (2013-04-14 01:17: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f7c530010163xi.html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这其实是从反右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就必须对我们的体制做出一个讨论。
   
    我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人,叫陈尔晋。这个人为什么特别呢?他是一个云南边远县城的普通工会干部,他也没有上过大学,我们有一个群体,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一个人思考,独立地完成一部著作,原来题叫《特权论》,后来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部著作有12万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革期间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理论著作,它是理论著作,不是一般的文章,而且也代表了文革的民间思想的理论水平。他首先对中国的现行的社会制度做了这样的概括,说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到一个组织得很好的、严密的网里面,是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支配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权和交换的全过程,政治权利控制一切,高度集权的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也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作用,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能够极有效的动员全部社会力量,集聚力量来发展生产,来做事情,其实就是今天讲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高度集权,高度统一,就可以有效率地快速地发展。但是这样一个体制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和危机,在于权利的高度集中,权利垄断,权利高度集中就变成了权利垄断。而权利垄断必然垄断着政治权利,必然转化为资本,就形成了特权的资本化,形成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觉得很熟悉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文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从1957年大家讨论特权问题到这个时候,终于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找到中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政治权利的垄断,这种垄断带来了转化为资本,形成了权利资本,形成了特权资本,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且他认为这种特权资本还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固定化垄断,一代传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固定化垄断。第一代垄断了绝对权利,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就继下来,是垄断权利体制,固定化垄断。所以他说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固有制社会走到了十个路口。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往权贵资本发展,变成了两极分化,另一条路是根本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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