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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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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缘何成为共特的人生支柱?
   
     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他(她)做了什么,而不是主要看他(她)说了什么,这是公理;否认这个公理,就会出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被认作“圣人”的怪现象。
     因此,要评价曾国藩,主要看他做了什么,而不能主要看他那本厚厚的道德文章——《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巨量地滥杀无辜;除了镇压太平天国外,曾国藩穷其毕生之力为满清“维稳”,并为之大量地滥杀无辜。
     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期间,湘军从九江打到南京,攻一城屠一城,一路屠杀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湘军将领彭玉磷感叹:“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在这无数次屠城当中,较著名的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军将守城太平军暨其家属两万多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屠安徽宁国府,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立即执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内,二十多万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数十万老百姓惨遭屠杀,其中许多人是幼儿、老人和妇女;时在曾国荃军中的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见证:“……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湘军纪》)。当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南京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经过湘军的浩劫,史载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没有,全城几乎变为空城。
     这就是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它比起七十三年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烈文估计:湘军之屠南京,杀了二三十万人;但后人评估,遇害人数远不止此数,因为太平天国全盛时期南京有一百多万人口,而太平天国灭亡十一年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江宁”(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万人。
     然而莫大讽刺的是:制造日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成了战犯,早被判处死刑,而制造湘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曾国藩,迄今荣享“圣人”牌位、仍然受到顶礼膜拜。
   
     现在仍有诸多曾迷、曾粉指:屠城是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干的,曾国藩不能为此负责。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年曾国荃军对南京的围困,引发了城内的饥荒,太平军守将李秀成开启城门,放城内饥民一条生路,而出城的南京饥民,刚开始受到曾国荃的救助,但坐镇武昌的曾国藩闻知后,大为光火,去信严责曾国荃,令其务必把难民堵在城里,以消耗太平军的粮食、扰乱其军心,请看看:这就是曾国藩“爱民如子”的真相!为了成就“剿匪”的功名,老百姓的人命,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钱。这反映出:曾国藩比其弟曾国荃更加冷酷。
     曾国荃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舆论大哗,但曾国藩非但没有片言指责,反而要求他在攻打太平军余部时,继续推行“三光政策”,曾国藩恶狠狠地说:
     要使太平军余部“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曾国藩奏章)”也就说,就应该把太平军活动区的老百姓杀光!
     对于滥杀的指摘,曾国藩令人齿冷地批驳说:“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曾国藩致李元度书》)”
     这段话明白表示:无辜老百姓的人命,在曾国藩眼里就是一根草,他就是要草菅人命、杀人如刈草。
     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在湘军以狠毒著称,但仍有良心颤抖的时候:攻占安庆后,曾国荃曾于一天之内惨杀上万“战俘”(其中有许多是老百姓),终于杀得“于心不忍”,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说:杀人太多,害怕报应;曾国藩丧心病狂地回信说: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曾国藩家书》之《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与国荃国葆书》)。”
     他明白地为曾国荃滥杀无辜打气、鼓劲;终其一生,曾国藩从来没有半点为杀害无辜后悔的表示,这不是恶魔的心理素质么?
     很明显,曾国荃的南京大屠杀、以暨湘军李继宾、胡林翼等将领的屠城,背后站着曾国藩,曾国藩不折不扣是湘军大屠杀的总后台、“总设计师”。
   
     迄今有人说:哪场战争不死人?杀死无辜是镇压太平天国无可避免的!
     问题是,曾国藩之大杀无辜,出于“使民之畏我”的故意,而不是不可预料、无法掌控的不得已!试问:攻破“天京”后对老百姓的大屠杀大淫掠,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哪门子“必需”?相反,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统治区不分军民的疯狂屠杀,反而把敌方军民打成铁板一块,迫使太平军战斗到最后一人(反正投降也是死,而且还死得更惨——凌迟!),反倒大大地增加了战争的代价。正因为投降死得更惨,湘军攻九江时,太平天国贞天候林启荣率两广生力军一万七千人,竟在断粮三天的情况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血战到底、全部壮烈牺牲,此役也令湘军付出了伤亡七万多人的惨重代价。
     曾国藩在震惊于太平军英豪气概,发出“兵不如贼”错愕时,可否想过:正是他自己远远超出镇压所必需的滥杀政策,大大增加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曾向曾国藩说:如果不是湘军滥杀,太平天国根本撑不了这么久。曾国藩一时无言以对(大概自知理亏)。
     而且,曾国藩的滥杀老百姓,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占区,早在湖南兴办团练时,曾国藩就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有一次曾国藩抓到十一个据说是抢了米行的农民,曾国藩竟然连审都不审,下令把他们全部砍头;曾国藩在湖南竭力鼓动滥杀滥捕,提倡团绅捕人,要求: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湖南并非太平天国统治区,试问:此种滥杀,是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吗?
     可见,曾国藩的滥杀,远远超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他的滥杀,是大规模的蓄意谋杀,曾国藩就是谋杀犯。
   
     曾国藩不仅大规模地滥杀无辜,而且杀人手段之血腥残忍,世所罕见,超越人伦底线,简直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 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军纪》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么行为?这难道不是食人恶魔的行为吗?
     这就是曾国藩儒家道德“圣人”真面目!这就是李劼所赞颂的曾国藩内心“修为”的真相!
     
     迄今有人说: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古人,曾国藩式的滥杀,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常见的。  这完全是对历史无知的想当然。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是大罪,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就不算什么吗?
     曾国藩在湖南的大杀滥杀,曾惹得舆论大哗,落得“曾剃头”的骂名——请注意:“曾剃头”的绰号,并非来自太平军,而是来自曾国藩自己的湖南老乡!
     当时目睹湘军的屠杀,不少士绅、甚至连满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们曾上书清廷弹劾曾国藩,指控曾擅杀良民。(但清廷置若罔闻,反而多次下诏表彰,这反映出满清政权的非法性)
     湘军屠城的血腥残暴,甚至连湘军的将领都看不过去。湘军大将彭玉麟就先后于1861年安庆屠城后、1864年南京屠城后,两次致函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即杀掉屠城的直接责任人曾国荃,曾国藩置若罔闻。
     以上能够反映出:滥杀无辜按当时的道德标准稀松平常、不算什么吗?
     明朝万历年间,为了反抗太监孙隆征税,苏州人罢市、游行示威、殴打明廷税监,有人提议动用军队镇压,“但太守(总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切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吴葛将军碑》)。
     更早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动用军队滥杀老百姓的常理,这能够说明古人的道德标准,不以滥杀无辜为大不了之事?
   
      至此已经很明显,曾国藩是一个极端凶残的反人类杀人犯,但这样一个大谋杀犯,缘何成了中国的“圣人”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所作的“道德文章”,而且此种道德文章深深迎合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有三部曲:
   
     一是奴才死忠,即忍辱负重、贱不可及地愚忠于一个无可救药的非法政权。在屠灭太平天国后,主动裁减湘军,处处向爱新觉罗家表忠。
     表面上看,曾国藩体现出来的是放弃“黄袍加身”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他急流勇退的奴才死忠像,意在博取“忠臣孝子”之私名。因为曾国藩以千万人人血为代价所维护满清,是一个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殖民政权,延续这样的政权,客观上只会起到耽误中国变革、加深中国苦难的作用,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客观作用,但为了一己之功名在所不惜。
     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却厚颜无耻地对赵烈文说:“本朝君德正。。。”结果被赵烈文驳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面对赵烈文将满清政权非法性的点穿,曾国藩并为反驳,而是默然良久叹:“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这句语带惭愧的话,恰反映出他的理亏心虚——他杀那么多人镇压太平天国,竟然全无意义。
     当然,杀人有无意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捞到了“忠臣孝子”的名声。
   
     二是勤勉为官,“爱民如子”。应该承认,曾国藩为官主政,客观上做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事情,例如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实施了劝农、劝桑、清讼、减瑶、筹荒、整顿吏治。。。系列“德政”,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恢复性发展。
     但以此作为曾国藩“爱民如子”的凭据,未免夸张:因为一则,曾国藩的德政,比其他屠杀的破坏来,实在是九牛一毛;二则,曾国藩在勤勉为政的同时,却依然有着磨牙吮血的另一副嘴脸,碰到不合纲常秩序的老百姓(所谓“刁民”),他仍然不由分说立即杀死,振振有词地说“乱世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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