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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宋教仁案暨其启示

再探宋教仁案暨其启示
   
     1913年三月,大选获胜的宋教仁,准备从上海乘火车北上北京组阁。三月二十日晚上十点多钟,宋教仁偕同数位国民党议员,在上海火车站向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步出候车室走到检票处的时候,突遭埋伏在一旁的刺客,退伍无业军人武士英的枪击,武士英恶狠狠地向宋连开三枪,其中一枪从宋教仁后背射入,射穿了宋教仁的肾脏和肝脏。武士英行刺后钻入人群中逃脱,黄兴等人急忙急忙将宋教仁送入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宋教仁伤势太重,且子弹有毒,终于不治。
   
     由于此前宋教仁组建和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大选的压倒性胜利,按照当时的内阁制体制,作为国民党党首(“代理理事长”,原理事长为孙中山)的宋教仁,理所应当取代时任国务总理的(袁世凯亲信)赵秉钧,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并组阁新一届内阁;由国民党组阁新一届政府,必然严重削弱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因此,在这个关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自然成了头号凶嫌。

   
     认为袁世凯是刺宋凶手,其根据是:刺客武士英被捕后,供称是应桂磬出钱让他干的;应桂磬是上海滩青帮大流氓;而租界巡捕房在对应桂磬住宅进行搜查时,搜出作案手枪及一批电报和信件,而这批电报和信件是应桂磬与洪述祖之间的通信;洪述祖时任袁世凯亲信赵秉钧国务院的内务秘书;从洪述祖致应桂磬的电文中,有“毁宋”一词,即“毀宋酬勛,相度機宜,妥籌辦理。”3月14日,應桂馨回洪述祖的“寒電”電文是:“梁山匪魁四出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乞轉呈,候示。”3月18日,洪述祖復應桂馨電:“寒電立即照辦。”3月19日,洪述祖又電催應:“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兩點即宋教仁遇刺不久,應致洪電:“二十時四十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3月21日,應致洪電:“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摘自《维基百科.宋教仁》)
     但以上的电文证据,只能证明洪述祖是谋刺宋教仁的授意者,而应桂磬是操盘手,赵秉钧则有牵连,并不能证明袁世凯授意了对宋教仁的谋杀。而按汉字白化之前当时的常用意,“毁”字是诋毁之意,这恐怕反映了袁世凯即便授意了洪述祖对付宋教仁,也没有让洪述祖杀人的意思。
   
     史传作家纪彭所著的《是谁杀死了宋教仁?》一书中发掘出:应桂磬原先向洪述祖夸口说,他能够搞到宋教仁在日本时期的丑闻材料,洪述祖答应搞到后给应五十万元大洋。这也反映出:袁世凯即使有打击宋教仁的意思,也只是进行名誉上的诋毁。
     但其后,应桂磬却迟迟拿不出“毁宋”的丑闻资料,三月十四日的时候,宋教仁已到了上海,抵沪时受到上海民众热烈的欢迎,当天应桂磬给洪述祖发电称:“梁山匪魁四出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乞轉呈,候示。”第一次主动提出要杀宋教仁。
   
     这也就是说,应桂磬不是个被动的执行者,刺杀宋教仁的设想,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此很可能是因为搞不到宋教仁的丑闻材料,兑现不料诺言,为了邀功请赏的狗急跳墙。谋杀宋教仁,对应桂磬来说,既为了金钱,也因为仇恨。作为上海滩大流氓和陈其美的恩公,应桂磬曾在辛亥革命中,聚集上海黑社会成员三千多人,配合陈其美的同盟会起义军进攻满清上海当局和江南制造厂,为上海光复立下汗马功劳,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革命立功的黑社会帮会人员,因为自身素质太低,遭同盟会新政府弃用,一度被孙中山重用为南京国民政府卫队长、庶务科长的应桂磬,也因为恶习和贪污,遭孙解职;1913年,袁世凯因为帮会扰乱地方,颁布取缔黑社会帮会的“大总统令”,而国民党地方诸侯“见死不救”,日子很不好过的应桂磬,遂对与袁世凯合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恨之入骨,为了报复国民党的“忘恩负义”,不惜转投同盟会的敌手——袁世凯北洋军阀。
   
     在应桂磬主动提出刺杀宋教仁的设想后,洪述祖来电批复,并催促他尽快行事。但赵秉钧却始终没有片言只句。最关键的是:洪述祖在三月十八日批复同意应桂磬杀人之前,是否请示过袁世凯或赵秉钧呢?
   
     纪彭所著的《是谁杀死了宋教仁?》一书,当时的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讲话透露:“自宋被刺后,拿获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怀疑赵秉钧,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为袁总统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
     王治馨以亲历自称:刺杀宋教仁既不是赵秉钧的意思,也不是袁世凯的意思。而且赵秉钧一度误认为是袁世凯的意思,竭力回避和自我洗白。
     王治馨还透露,面谈中袁世凯对赵秉钧说,洪(指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可”。
   
     这段点出:洪述祖曾主动鼓动袁世凯去杀宋教仁,但袁世凯不同意。
   
     而且,袁世凯和赵秉钧也没有杀害宋教仁的政治必需。因为按照当时内阁制体制,即使除去了宋教仁,仍无法阻止大选获胜的国民党组阁,宋教仁死了,仍有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出来担任总理——何况,当时国民党还有最高领袖孙文,宋教仁不在,孙中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来组阁,对袁世凯来说,由孙中山组阁,反倒比倾向于于己合作的宋教仁更具威胁性。
   
     同理,谋杀宋教仁也保不住赵秉钧的总理职务。因此赵秉钧也没有谋杀宋教仁的政治必需。  
   
     综上所述:宋教仁被杀,很可能是洪述祖、应桂磬迎合上意、邀功请赏的擅自妄为结果。
   
   
     另一种相反的说法称:谋刺宋教仁的凶手,是孙中山、陈其美。这种说法也说不通。
   
     不仅迄今未有任何孙中山涉及宋案的证据,但从动机上来说,孙杀宋说法都说不通:
   
     宋教仁虽然抢了孙中山的风头,但宋所组建的国民党,仍尊奉孙中山为最高领袖——本来,国民党“一大”选出的理事长是孙文,但孙文不愿当,得票第三的宋教仁才“代理”理事长;虽则宋教仁的死亡,给予了孙文接手理事长组阁的政治好处,但孙中山并不要此种“好处”——宋遇刺后,孙中山抛开议会道路,发动“二次革命”印证了这一点。孙中山决不会为了此种“政治好处”去谋杀宋教仁。
     那么陈其美有杀宋教仁的动机吗?根本没有。由于孙中山不屑宋教仁的议会道路,因此,作为孙中山的拥趸,陈其美不可能有帮助孙中山杀宋教仁的动机。孙中山当时既无心北京的权争,陈其美当然也没有谋取中央权力之心,而且,陈其美当时处心积虑独霸上海,也无暇去谋取中央的权力;而主要活动于北京国会的宋教仁,对陈其美的上海地盘也构不成威胁。何况,身为老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上海元勋的陈其美,与议会活动家宋教仁也没有个人怨仇。
     所以,说陈其美杀了宋教仁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认定陈其美杀宋教仁的人,根据无非是:
     一,陈其美多次暗杀政敌;
     二,应桂磬是陈其美的旧部,一直与陈其美关系密切;
     三,刺客武士英吃了神秘“外人”送来的剧毒馒头,七窍流血地死于陈其美上海都督府直辖的监狱中,刺杀行动操盘手应桂磬,“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陈其美放任“越狱”。。。等等。
     但这些根据只能证明陈其美袒护应桂磬,而远不能证明陈其美就是杀人凶手。种种迹象表面,毒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陈其美本人,但杀死武士英,并不能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凶手,因为陈其美要救应桂磬,就必须灭口武士英。陈其美为什么要救应桂磬?这应该是因为应桂磬对陈其美曾“恩重如山”,辛亥革命前后曾长期出大钱接济、支持陈其美,而陈其美又是一个非常讲究私人义气的人;因此,事发后,陈其美袒护“拜把兄弟”应桂磬,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孙中山、陈其美不是谋刺宋教仁的凶手,在洪述祖案发后的行为,暨应桂磬“越狱”后的重大表演中,也得到印证:
     早在宋案案发后的第一时间,袁世凯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即由北京逃窜到青岛德租界;1917年,洪述祖自以为无事,离开青岛德租界跑到上海,结果遭人举报被抓,押送到北京地方法院受审,1919年,洪被北洋政府大理院判处绞刑。洪述祖在受审时,并没有指称杀人受袁世凯、赵秉钧指使,袁世凯、赵秉钧都已死去两年以上,洪更没有说宋案与孙中山、陈其美有关,而是把杀人罪责尽量推到应桂磬头上。
     1913年八月应桂磬从上海“越狱”后,也窜入青岛德国租界隐匿过活;应桂磬找到洪述祖后,向洪讨要先前允诺的酬金、勋章,洪述祖推说:他已辞职,酬金、勋章需要赴北京向袁世凯讨要。于是应桂磬在1914年跑到北京,托人向袁世凯索酬、索勋,袁世凯答应给钱,但拒绝授勋,但应桂磬利令智昏,坚持酬金和勋章“缺一不可”,否则就让袁世凯好看,袁大怒,某夜,以搜查鸦片为名,四名大汉闯入应桂磬的住处,但当时应桂磬不在屋,当夜正在八大胡同嫖妓的应桂磬听到风声,这才明白:大流氓是斗不过大总统的,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回去取,连夜窜上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却依然被杀手刺死在火车车厢中。
     宋案后洪述祖和应桂磬的事迹,也反映出孙中山、陈其美不是刺宋的凶手。
   
     由于宋教仁的卓越议会才干,宋教仁的离世,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重大损失,但当时在宋已走的情况下,中国宪政民主的局面仍然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孙中山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出了一步误国误己、满盘皆输的大错之棋。
   
     宋教仁案爆发后,全国舆论鼎沸,袁世凯惶惶不可终日,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得不引咎辞职。在宋案的打击下,袁世凯北洋系当时士气低落,袁世凯甚至作了不再连任的准备。
     而当时国民党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已经赢得国会选举,即将组阁,即将成为国会乃至政府的绝对优势党,而且因为宋案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甚至各地军政诸侯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占尽了民意优势。
   
     在这种情势下,袁世凯一伙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本钱否定国会选举的结果。因为当时“善后大借款”尚未举行,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没有冒险与国民党决裂的本钱。1913年初,梁士诒南下广东的时候,曾经透露中央财政最多可以支持到4月份。而收买政党、收买南方军队都需要大笔的资金。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坦诚:当时不怕国民党起兵,而最怕孙中山北上来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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