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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理学导致的外交僵硬,是中国三次亡国的要因

尊崇理学导致的外交僵硬,是中国三次亡国的要因
   
     古训云:物极必反,凡事应有一个度。儒家崇尚忠孝节烈,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生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一旦超越了一定的度、走向了极端,则反而起到祸国殃民、甚至亡国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是现实的事业,儒家所注重的“名节”,必要在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础上讲,才有意义;如果不要这个基础去追求“名节”,就滑落“宁失利,也绝不失面子”的谬种误区。具体来说:
     如果“名节”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生存,那么求取“名节”是富有意义的:如岳飞、袁崇焕拒不投降外敌、浴血死战,就是典型;

     如果已经彻底失败、或者败局已定,那么求取“名节”的实际意义就不是很大,因为舍弃生命已经于事无补:比如文天祥在南宋已经亡国的情况下,拒绝南宋废帝的亲自劝降,选择杀身成仁,就是典型。文天祥的品性无疑是高洁的,但大局已定的时候赴死,殉名的意义大于殉国的意义——要想“殉国”,他当年应该战死沙场才是;
     如果在局势尚有可为的情况下,为了“名节”自寻短见,则全然只有负面意义;此种求取名节,非但没有意义,反而祸国殃民甚至招致亡国的浩劫,典型如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了面子死不与关外满清议和,坚持两线作战自取败亡;又在非南迁(迁都南京或杭州)不能自保的情况下,为了面子,放着充裕的时间不作为;最后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混乱时刻,为了面子拒不化装逃跑,而是登上煤山自寻短见,以家破人亡国灭为代价,终于成就了“庄烈帝”的名节。
     本来,原儒推崇的,主要是第一种“求取名节”,但儒家理学,已经不满足于褒扬求取名节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它大力褒扬和推崇第三种“名节”的求取,这就造成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僵化,而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僵化,是因为价值观的荒谬;翻开旧史可以看到:对打仗没本事、“成仁”却浑身是胆的史可法、黄德功、刘宗周、翟式耙的厚誉,简直要盖过忠贞且善战的袁崇焕、孙承宗、阎应元、堵胤锡等人。。。理学的价值观,不仅不追求胜利,简直成了追求自尽寻短见的价值观!
     本来,孔子和孟子提倡“仁义礼智信。。。”,并非要人宁可亡国丧家丧命,也要求取“名节”,真正把儒家极端化到“死要面子活受罪”,宁肯亡国,也要“名节”地步的,是儒家理学。正是理学的反人性价值观“存天理,灭人欲”,把儒家价值观扭曲到了宁可亡国丧家丧命,也要求取“名节”的程度。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欲”和“天理”从来都是并存的,没有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人欲”,人无法生存和繁衍;而事关民族国家生存的政治事业,是人的事业,政治事业要成功,就需要从事政治事业的人,尽可能地活着;而且,需要济济的人才。因此,否定“人欲”去追求“天理”,必然导致宁可失败、甚至宁可亡国,也不失“名节”。
     理学极端强调“廉耻”,并以强烈的“廉耻”观,来鞭策人去死要面子活受罪。实际上什么才最羞耻?亡国才最羞耻!表面上看,崇祯帝朱由检从没向满洲(后金)屈服,非常有“名节”,而朝鲜国王李倧向皇太极求和称臣,非常耻辱,实际上朱由检比李倧耻辱得多,因为李倧没有造成朝鲜亡国(仅是称臣纳款),而朱由检却将自己的国家亡得衣冠沦丧、面目全非,亡每个男人的脑后都种出了“猪尾巴”!所以,朝鲜人和韩国人都看不起明朝以后的中国人,视中国人为“清国奴”,也是有道理的。
   
     当然,作为一家之学说,说理学导致亡国是不公正的:理学固然荒谬,谁让你(统治者)用它呢?中国统治者尊崇理学,始于南宋宋理宗赵昀,至明朝登峰造极:朱元璋把朱熹的批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壮烈帝”崇祯,更是理学皇帝楷模。所以,南宋理宗以后,明朝崇祯时期,中国两次被异族彻底征服,不是偶然的。
     这两次亡国,都缘自统治者崇奉的理学,造成了外交的极端僵硬,外交的极端僵硬,具体地说:就是对北胡一味地以议和、退让为耻,这种僵硬,又反过来断送了国家的生存机遇。 
     在理学尚未诞生的北宋时期暨其以前的朝代,中国人重“名节”更重生存,在此种价值观影响下,统治者的外交立场非常灵活:如汉朝皇帝可以和匈奴联姻、唐太宗可以把女儿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赵构可以向金太宗完颜阿乞买称臣。。。这些低姿态的举措,在理学眼里都是“廉耻丧尽”的奇耻大辱,都是宁可去死,也不应该去做的,但正是奇耻大辱的举措,在当时缓解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遭外族征服的危机)。
     宋高宗赵构因为对金国议和称臣,旧史评价很差,简直就是荒淫无道的昏君和卖国贼,其实赵构非但不是昏君和卖国贼,反而是保全中国大半壁江山免受蛮族征服的明君:
     南宋初年的形势是,宋朝要消灭金国“复仇”无实力,但是宋朝拥有岳飞、韩世忠、刘錡、吴阶等多只强劲的军队,不仅自守有余,且有能力与金国在中原对峙。但作为一个农耕为主且工商业发达的社会,宋朝与游猎民族进行长期的战争,于己是不利的:因为游猎民族打的是烧杀掳掠的“超限战”,但宋军却不可能对自己国民烧杀掳掠,所以宋金议和是必须的,且大有利于宋。
     “绍兴和议”后,南宋获得了调整、巩固、生根的宝贵的机会,而入据中原的女真人,却因为迅速的腐化而战斗力大减。
     可见,赵构是非常精明的统治者。为了议和,赵构向金国出让了利益,但他从没有出卖南宋江山,因此赵构不是卖国贼。赵构的问题是非常自私,为了不让其兄赵桓回国争皇位,而划淮为界,向金国作了过多的让步,本来按照岳飞军的实力,宋金以黄河为界是大有可能的。
      试想,如果赵构象赵昀那样僵硬的话,与金国打上几十年,恐怕结果不仅不会有岳飞的“直捣黄龙”,倒会导致宋蒙战争宋方越打越虚、力不从心的那种形势,提前一百多年到来;如果赵构像崇祯那样死硬的话——被金军兀术部追得急了,也不下海,就找根绳子在西湖边“殉社稷”,后果会是什么?必然是不会再有南宋的历史了。
     但自宋理宗独尊理学之后,“靖康之耻”的耻辱感在国人心中越来越深,而以赵构为代表的主和派可取之处遭全盘否定,以致于任何议和,都成了可非议的劣政了。
     因为议和,贾似道身败名裂,他被罢相贬死(流放福建途中被私仇郑虎臣擅杀)的罪名,主要就是他擅自向蒙军元帅伯颜求和;其中还追究了他在鄂州保卫战中向忽必烈求和的旧账。
     实际上求和不是贾似道的耻辱,而是他的智慧。真实的贾似道,既是玩家,也是能臣,1258~1259年,他亲自督师指挥鄂州(今武昌)保卫战,多次击败忽必烈的进攻,忽必烈攻鄂州不下,感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贾似道向蒙元求和,反成罪状的现象,反映出此时南宋朝廷和士大夫的外交思维,已经何其僵化!这时候已经隐隐有明末崇祯时期的影子了。
     贾似道议和不成,其实是中国的悲哀,因为当时南宋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与蒙古议和。从客观形势上说,金国灭亡后,宋朝对蒙古的议和,甚至比当年宋金议和更加必需、且更为紧迫,因为当时的蒙古帝国,比一百多年前的金国强得多,而南宋的实力则比北宋弱。南宋的经济再发达,也经不起游牧民族蒙古几十年的“超限战”冲击。
     遗憾的是理学皇帝宋理宗赵昀,从反面汲取历史教训,灭金的当年(1234年),就发起“端平入洛”,竟然对蒙古主动出击,挑衅比南宋军力强大得多的蒙古,看上去很有气节很面子,这种背盟举动,导致蒙宋战争过早爆发,与宋金世仇不同的是,本来蒙宋是盟友且无怨仇,本来蒙古(当时)并没有侵宋的意思,灭金后蒙古军撤还至黄河以北就是明证,南宋首先进攻蒙古所占地,此种背盟行为,不仅授对方口实,且令后来蒙古难以相信南宋的议和诚意。“端平入洛”埋下了南宋亡国的祸根。
     南宋首先背盟不算,还不顾形势的一味强硬,从未诚心与蒙古议和,而本来是有机会议和的。1259年蒙古蒙哥汗在率军进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时阵亡,正率军围攻鄂州的忽必烈为了回蒙古争夺汗位,急于与宋廷停战,贾似道抓住机会与忽必烈议和,事后却不得宋理宗首肯,结果只有停战而没有和约。
     到了明朝,更是以议和为耻,终明一朝,几乎从不与塞外蒙古人谈判,也不设互市,后果就是北方各省长期遭到北胡烧杀抢掠,北方的伤口在两百多年间不间断地失血,明朝没有碰到蒙古人的大威胁,仅仅是因为当时的蒙古部族四分五裂而已;明朝不仅以议和为耻,也以“南迁”为耻,“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朝的吏部侍郎徐澄因为倡议“南迁”,竟然身败名裂,几乎打上“永不录用:标签,后来改名“徐有贞”才得以升迁。作为汉人中原王朝,明朝迁都幽燕本属弄险的不明智战略,在当时蒙古瓦剌、鞑靼兵锋紧逼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南迁”,以降低遭游牧民族“斩首”的风险,不知有什么“可耻”的?在理学的浸淫下,一个民族的士大夫集团的价值观扭曲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民族显然是病了。
     而崇祯皇帝朱由检死不议和,死不南迁,坚持两线作战,最终吊死煤山的“庄烈”系列,恰恰是理学精神的登峰造极,这个登峰造极的结果就是:中国彻底亡于满洲人之手,亡得比蒙古征服还惨——因为同样是蛮族征服,蒙古人的统治好歹没有“薙发易服”、没有文字狱、没有闭关锁国。。。。。。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亡国,是亡于共产党之手,无论是从民族,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亡得比满洲征服还要彻底——因为满清的统治,好歹没有简化汉字、没有“文化革命”、没有“计划生育”、没有共别人的财产。。。这次更彻底的亡国,是蒋介石犯了大错的结果,因为蒋介石本来有着充裕的机会保住中国大陆的大半壁江山,如果他在1948年九月之前向斯大林求和称臣的话,因为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共对国民党的内战,一个星期都打不下去。
     但是,蒋介石恰恰是理学楷模文天祥的铁杆粉丝,他在强烈“廉耻”观念的驱使下,连外蒙古独立都不愿承认,更遑论向斯大林忍辱称臣输送利益,于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沦为台湾岛的岛主。理学害了蒋介石。
     
     打仗没本事,自杀起来却又浑身是胆,这是理学影响下的奇特现象;打不过,却又死不议和,这是理学影响下的奇特外交。中国历史上两次彻底亡国的时期,正是理学的兴盛时期;可以说,说理学是亡国之学,并不过分;理学的确不值得一国去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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