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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是为了胜利

   
        纪念“六四”是为了胜利
   
     转眼间“六四”二十六周年来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民运中纪念“六四”的不少,但为什么要纪念“六四”?恐怕想过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如果为了纪念而纪念,那么纪念“六四”就没有意义;如果为了悲伤而纪念,那么纪念“六四”的意义也不大——除非能够从悲伤中振作起一股勇往直前的动力,否则,纪念者必成祥林嫂;如果是为了揭露中共罪恶而纪念如何?许多人也是这么想的,我以为,这固然有意义,但这不是纪念“六四”主要意义所在:
     在中共当局严密的封锁和过滤下,“六四”屠杀图片展,只能在港台和西方国家举办,而种展览,只在面对大陆游客时,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只要中共继续统治,揭露中共“六四”屠杀效果就事倍功半;要想揭露中共罪恶的效果事倍功半,必要等到中共垮台后,将中共罪行在中国大陆全面展览的那一天才行。


     我以为,纪念“六四”的最大意义,在于汲取教训、勿忘教训、成就未来;也就是说,纪念“六四”应该为了胜利。
     
     “六四”运动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有人说,是没有彻底和高明的诉求,什么是彻底和高明的诉求,据说是“推翻中共”,这显然是超前和强人所难,而且如果一开始就喊出“推翻中共”的口号,将陷赵紫阳党内政改派于不义,而陈云、李鹏等人求之不得。“六四”的诉求是明确的,主要有三项:
   
     反官倒(反腐败);
     新闻出版自由;
     人大代表真实选举;
   
     这三项诉求,赵紫阳完全能够接受,且必能撬动下一步的和平演变。
     在当年赵紫阳真心实意推动政改的彼时,这三项诉求,当然优先请中共当局来实施,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因此,“六四”运动的诉求和一开始的改良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对。
   
     我以为,“六四”的最大教训,是毫无策略地始终“跪着造反”。什么是“跪着造反”?就是自我约束、以温良恭俭让请愿方式,请求统治者自上而下改良。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就是一种“跪着造反”。
     “跪着造反”并不一定不可取,当一把手是戈尔巴乔夫、蒋经国时,“跪着造反”就比大闹特闹式的全面开花颜色革命明智,因为这能够更加稳定、快捷地达到民主化的目标,且付出的代价较小,而大闹特闹只能帮顽固派的忙,把开明领导人赶下台。
     一般来说,“跪着造反”的长处是利于有序改良的政府,即能产生促进改良的社会压力,又能避免社会失序;但其短处是脱离社会大众,又招致体制内顽固派的仇恨,因此自卫能力脆弱,一旦发生顽固派颠覆改良派的政变,“跪着造反”者就会立即人头落地,典型如“戊戍变法”中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
   
     “六四”运动领导层坚持“跪着造反”之所以大错,因为“5.19”戒严令的下达,已标志着顽固路线已经当道,而改良之路已死,中共当局已立定决心镇压示威民众,,这个时候“六四”领导层不紧急改弦更张,全面扩大“六四”运动,反而更加自缚手脚,画地为牢,进一步强化“六四”运动所谓“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为此不惜出动学生纠察队,于1989年5月23日,将当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用红漆和鸡蛋泼污毛泽东像的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三人扭送北京市公安机关。。。。。。
   
     此种为保“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自缚手脚、自我孤立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六四”运动的迅速失败。
   
     许多人说: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是为了避免授予中共当局镇压的口实。但随着“519”戒严的一声令下,当时中南海已决意镇压了,你(不惜做出亲痛仇快之举地)自我避嫌又有什么用?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狼要吃羊,还愁找不到借口吗?比如,为了避嫌,学生纠察队虽然抓了不是学生的余志坚、鲁德成、喻东岳,但是挡得住后来一排排整整齐齐烧军车的中共便衣么?
   
     客观地说,“5.19”之前,在对话的大门还没堵死的情况下,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保护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避免授顽固派以柄;但随着“5.19”戒严令的颁布,标志着中共中央已视学运为敌,对话已无可能——指望中共当局来实现“六四”的诉求已无可能。
     这个时候,“六四”的领导层就应该当机立断,立即派人进行全国串联,发起全国总罢工、总罢市,组织人城外动摇的戒严部队进行宣讲、展示。。。唱响《小草》、《龙的传人》、《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军民联谊歌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为军人也是人——尤其是有文化素质的军官,知晓真相后未必愿意为邓小平、陈云一伙杀人背黑锅!
   
     总之,“5.19”后,“六四”领导层要立即转换策略,全副身心地把“八九”民运搞大,吸引工农商学兵一齐参与,务必争取全国局势大乱,须知:局势越乱,部队镇压的难度就越大,中南海就越头痛,学生也就越安全。。。如是发展下去,戒严部队必然会部分倒戈投向学生,这时候不仅不应该劝离军人,而是乘机成立学运军事委员会,实施“清君侧”——支持赵紫阳复出特别行动,发兵冲进中南海和西山,逮捕李鹏、陈希同,软禁邓小平、陈云,接管中央电视台、北京公安总局,只需两个营的兵力,中共政权就颠覆了!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既不仁,则我也不义。既然中南海视学运为敌人,磨刀霍霍要杀人,学运领导层为什么不可以采取一切手段颠覆中南海?岂能继续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呢?
   
     不要以为以上是天方夜谭,1989年时中国社会,洋溢着炽热的民主化理想激情,就象一大块烧得通红、等待塑形的锻铁,与今天政治冷漠的现状大不一样,如果“六四”领导层抓住机会“乘热打铁”,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惜当年的“六四”领导层,该全面开花、扩大运动的时候,坚持自缚手脚,以致半个月时机错失,至戒严部队第二波大举进城,而赵紫阳效法理学刘宗周,抛却职责、放弃作为以求清名时,学运败局已定,这时候学运领导层所能做的,是及早主动组织退场,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学生和民众遭中共戒严部队屠杀,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但这个时候学运领导层再次昏了头,一个个务必担心中南海“秋后算账”起来,并从此种私心出发,竭力鼓动学生誓死不撤;当然也有力主及早撤离学生的明智者,但他们的意见未能占据主导。在此种关头鼓动学生强硬,既不聪明,也不负责任,须知:“秋后算账”是中共顽固派的本性,为防“秋后算账”,你当时就应该把运动搞大,把局势搞乱,令中共越头痛越好,把中共搞垮台最好。。。中共乱了、垮了,自然就没有“秋后算账”了;而在“六四”运动败局已定,对方武装已杀进城来的时候,还在为了自己免遭“秋后算账”谋,为之不惜鼓动学生强硬到底,这不是鼓动别人去送死吗?
   
     所以说,刘晓波先生在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冒着被枪杀的危险,打着白旗前往与预备杀人的戒严部队谈判,继而主动说服数千学生撤离广场,是大仁大智大勇的举措。单凭这一点,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理所应当的。
   
     懂得了以上的教训,就可以得出: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早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蒋经国的黑帮匪党,要搞运动,就一定要搞大、搞乱,横下一条心送它去见马克思:怎样能够把“群体性事件”搞大、搞乱、搞多,就怎样;?只要有利于削弱搞乱中共,什么力量民运都应该去联合。。。中共向来对反对派无所不用极其,凭什么反对派就不能对中共采取超限战?
     不能够再犯“保持运动纯洁性”的错误了!孙中山当年就懂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翻满清;“武昌起义”后,清室的摇尾乞怜作开明状,孙中山不为所动,坚决要清帝下台。民运人士应该学习孙中山的智慧。
   
     同时也应该正视现实:“六四”后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已遭中共当局深度败坏,现今中国民众早无八十年代的政治热情,且中共的各种监控和镇压手段已臻成熟和精致化,所以现今再采取“六四”运动的方式求民主化突破,已无可能。新形势下需要有新的方式。埃及的革命启示我们: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颜色革命时代已经来临,现在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中南海政权,已无可能撤销互联网业回归朝鲜式社会,因此网络便是中国反对派人士新的大好资源和广阔天地。
     现在网络的媒体影响越来越大,而电视、报纸网式微。。。随着网络反对能量的扩散和深入,必将使中南海彻底失去对人的掌控,这个进程会越来越快。
   
     与1989年时不同,现在的民运在网上;网上的民运人士越来越多:只要用电脑、手机码字反共的,都是民运人士,他们通过网路高效传播的“正能量”,正汇聚成越来越大的、不服从中共当局的划时代洪流。所以我想请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悲观人士振作一点,每天花点时间上网给点“正能量”,希望就在眼前。
     纪念“六四”是为了胜利,而今天的“六四”运动在网上,是一场持久战,胜利必将属于坚持不懈的反对派。
   
   曾节明 成稿于2015年六月二日凌晨于夏雨寒潮纽约上州
(2015/06/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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