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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无道,滥杀造业,历史报应几人能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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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无道,滥杀造业,历史报应几人能参透?
   
     2010年,正值笔者流亡曼谷的第三年,约十月间,旅居瑞典的盘古乐队赴台湾表演,途径曼谷转机,乐队主唱手熬搏托人打来电话,称网上久闻吾名,愿设酒菜一席,邀请笔者相见一叙。
   
     在曼谷辉煌街区某酒楼见面时,果见那熬搏相貌奇伟,体形敦厚,须发绒绒,有点格瓦拉之风。吉他手段信军,则光头如胡佳,短衣短裤,举止精干潇洒,也是特立独行的艺人气质。


     堪奇的是:那熬搏一面嚎唱:“下岗了怎么办?上井冈山!”,一面信奉佛家的应果报应律(而鄙人则以为革命时机未到,新世纪上井冈山难济大事,宜静待天时,闻风而动,在长江四川腹地举大计为上);席间熬搏更出惊人之语,说:“镇反”、“土改”、“大跃进”、“文革”。。。中国死在共产党手里的大半亿人,是曾国藩等人镇压太平天国惨杀、滥杀的报应,何以故?因上一次惨杀、滥杀农民,这一次必惨杀、滥杀地主、士绅等有产者,颠倒过来!
   
     此见不谋而合,且唤起了我以往的深思:
   
     想当年那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清乡”,抓到抢米偷盗的农民,不审就全部砍头,甚至对游手好闲的人,也常常当作匪嫌大砍大杀,所谓“杀人要快,捕人要多”,直杀得满地猩红,逼得农民窝在天地,战战兢兢。。。对太平军俘虏,一律惨杀,一次就凌迟数百人、剐目凌迟、挖肝剖心、甚至生吃其肉。。。如同家常便饭;曾国藩的心腹——九弟曾国荃,更是一天就惨杀上万俘虏(内中不少是老百姓);从九江打到南京,湘军攻一城屠一城,攻占南京后,屠杀南京老百姓五十万人,比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同时代的“儒官”叶名琛也好不了多少,此人在广东掀起“严打”,在广州城外斩首数十万“匪盗”,直杀得广州城外血流成河,三十里腥秽逼人。
     曾国藩的学生刘蓉、同类骆秉章在四川也不甘落后,以“防寇”为名,屠杀四川人数十万人,骆秉章、刘蓉背信弃义地将石达开残部两千多人全部杀死,并将主动投降以换取部下得生的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全部凌迟处死。据说,石达开临刑时面无惧色、举止坚毅,气绝前被割肉数百刀,而始终不作一声。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令成都观刑者无不动容感慨。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平时自己被扎上一针,都会刺痛而跳;切菜时切伤手指、走路时被玻璃刺破脚掌,都疼痛难忍;在医院做手术时,麻药打得少了点,痛得死去活来,而麻药消褪的手术后,躺在病床上也会痛得彻夜难眠;而那些被千刀万剐割上数百刀才死去的人,遭受何其惨烈的痛苦呢?那是一种何其大的、炼狱般的痛苦!?
     试问,象石达开这样剧痛惨死的冤魂,灵魂离体前不会立下毒誓,以求来世复仇么?曾国藩、骆秉章、叶名琛、刘蓉等有祸了!大半亿人被满清官僚滥杀、惨杀,这么多人的冤魂离体前不会立下毒誓,以求来世复仇么?清廷、满人、汉族士绅、以暨整个中国社会有祸了!
     如魔鬼般残忍的血淋淋凌迟死刑,用得最多在清朝,其中又以镇压太平天国时用得最多;象曾国藩、骆秉章这样嗜血成性、魔鬼般残忍恶毒的官僚,他们比其镇压对象还要残忍十倍,他们滥杀、惨杀那么多人后,还被后世当作“正公”来供奉,这样一种扭曲残忍的社会,能不受报应吗?
     曾国藩式的滥杀、惨杀,是清廷授意且乐见的,他们要的就是汉人自相残杀,杀得越多——令汉人剪丁越多越好。所以满清立宪不成,政权、国家彻底灭亡,而未能如蒙古人保有蒙古国一样保有满洲国,这是报应,因为满人比蒙人造业更多更久、罪恶更大,又是可知:满语必灭而满族必亡。
   
     由此也可知:中国大陆惨遭赤化,大半亿人被中共害死,应属曾国藩之流滥杀、惨杀,且受到中国社会长期尊奉的报应。
     所以说:崇奉曾国藩,是祸不是福,曾国藩阴气太重:崇拜“曾文正”的毛泽东祸国殃民自不必说,蒋介石崇拜曾国藩,丢掉了大陆江山。
     
     中国社会为什么到曾国藩时期变得如此残忍?清朝统治者——满洲族的野蛮和残忍是首要原因,由于清朝是落后少数民族征服中国建立的殖民伪政权,满洲人的殖民统治,建立在暴政和愚民的基础上,它就要把汉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发扬到极致,并且加上自己满洲特色糟粕(如奴才文化),尽管凌迟死刑自南宋就开始有了,但使用凌迟死刑最为频繁的,显然是满清,如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处理庄廷鑨文狱案,一次就凌迟惨杀才子吴炎等十八人,其野蛮残忍,空前绝后,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1708年,清廷查获隐居在山东的明崇祯帝小儿子朱慈焕,当时朱慈焕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且从未参加过反清活动,康熙仍然朱笔一挥,将朱慈焕暨其两个儿子、孙子一共九人,全部凌迟处死,这就是康熙“圣祖”、“千古一帝”的真面目!
     满清就是要以杀人的恐怖,吓阻汉人的反抗。因此,终清一朝,比明朝更加残忍嗜杀,大批满汉官吏嗜血成性、禽兽不如、形同鬼魔,曾国藩、骆秉章、李鸿章、叶名琛等人,都只是其中之一。
     蒙元、满清两次血腥的征服和暴虐的统治,使中国社会向残忍野蛮迅速滑落;所以南明覆灭后黄宗羲痛心疾首地断言:随着满洲的征服,中国人先狄夷化,后野兽化。。。他的预言非常准确,曾国藩之流,就是“野兽化”的人臣楷模。若不是英国人炮舰打开清国国门,令孙中山开了眼界,“野兽化”至少还会继续上百年。
   
     但是,把中国社会堕落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满人,也是有失偏颇的。后金汗国的酷刑中,没有凌迟一条,满人进了关后为什么对汉人拼命凌迟?这是因为明朝的“明正典刑”中有凌迟一条,刚好被他们捡起来充分运用。
   
     那凌迟之刑,由契丹人发明,南宋之前,中国本没有凌迟一刑,南渡之后,赵构一伙从“治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出发,引进了契丹人的这个糟粕文化遗产;“治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出自《周禮˙秋官˙大司寇》,这是一个有缺陷的造业古训,但这个古训只说在乱世才用重典,并没有说治世也用重典,但凌迟死刑列为“国家明正典刑”,就是治世用重典制度化。当然,南宋极少采用这一酷刑。
     南宋引入凌迟,反映出统治者的一种不自信,以及为了维持统治秩序不择手段、罔顾人道的思维倾向,这个变化,是在理学兴起背景下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不是生存本位的哲学,而是“名节”本位的哲学,提倡为了“名节”去死,“名节”就是“天理”,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而这所谓的“天理”,主要就是无条件忠君
   ,不管这君主是暴君,还是外族征服者。。。所以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多尔衮,都对理学大加垂青,竭力向臣民推荐,尽管他们本人决不沾染此种“真理”。理学的“以理杀人”反人本性质,注定它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哲学。所以,随着理学的兴起,中国社会逐渐滑向扭曲和残忍,落后蛮族的征服,则是加速了此种滑落。
   
     理学受到上帝诅咒的属性,于中国在宋末、明末彻底亡国中表露无遗:宋理宗尊奉理学,不久南宋亡于蒙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亡国;明朝比南宋更加尊奉理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结果明朝亡国亡得比宋朝惨得多,亡得连头发、衣服、汉语口音统统被人强行改了!这是中国第二次彻底亡国,距南宋亡国不到四百年。蒋介石也是理学的虔信者,结果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亡了大部分国土,只能退据台湾小岛。
     可见,上天非常憎恶理学,尊奉理学,必导致亡国的后果。为什么上天憎恶理学,因为理学有违中庸之道,它在儒家中属于极端的异类。而天道即中庸之道。
     纵观中国历史,道、佛两家的人道主义作用,明显比儒家为大:尊道并长期尊佛的李唐,明显比朱明文明,尊奉道家甚于儒家的北宋,其文明优容更是空前绝后,赵匡胤开国的“陈桥兵变”,只杀了武力抗拒的京城巡检使韩通一家,基本上做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宋军之入开封,甚至连闹市都没有惊动,“入城之日,市不改肆”;宋将曹彬统军灭南唐取江南,没有一处屠城、滥杀之举,以致后来灭宋的忽必烈赞叹“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终宋一朝,极少诛杀文臣士大夫,很少兴起大狱,文狱罕见。。。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
     甚至信佛的蒙元,都比满清文明得多:蒙元对江南较少屠杀,没有强迫汉人改发改衣冠,不搞文字狱,也不搞闭关锁国。
     当然,儒家亦有其自身强大优势,它利在维系家庭、有利于民族生生不息和强大。
   
     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世界上最宝贵东西是人命,故滥杀无辜是最大的造业。英美之所以有富强称霸之福,就是他们在列强中杀人最少的报应;而曾国藩之流当年在为了“天理”狂杀、滥杀、惨杀的同时,是否想过:自己滴血的屠刀“重典”,对社会造成了多深的伤害?为日后中国攒下了多大的债业?
     故为中国国运计,政权更迭之际,一定要慎杀:“六四”杀人犯和参与“计生”杀人的,可以处死,其他人都不应该杀。中国人必须摈弃“乱世用重典”的滥杀无辜造业观念,要慎用死刑。我以为,只有谋杀犯才需要判死刑,其他人都不宜判死刑。
     慎杀少杀,才是国家之福。
   
   曾节明 写于民国104年六月三十日湿闷纽约州
(2015/06/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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