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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才是最高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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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才是最高的“天理”
       ——对南宋以来三次亡国的反思
   
     自南宋后期开始,中国本土王朝在外交上越来越僵硬,丧失了求生存的耐力和灵活性:南宋王朝,本在岳飞等人能战的基础上,靠了宋高宗赵构的“以战求和”战略获得生机、站稳脚跟,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偏安格局。
     以议和得生的南宋,到了末年,竟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议和为耻:贾似道力主蒙元议和,并两次作求和尝试,不仅得不到南宋皇帝的支持,反而成了他后来遭弹劾下狱的“大罪”之一。


     试问贾似道有什么错?在军队打不过蒙元、连防守都捉襟见肘的时候,求和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因为北胡的骑兵机动性和集权制度的高效率,长期战争是更不利于本土王朝的。况襄樊战役之前,忽必烈顾虑代价的高昂,并无灭宋的决心,大汉奸刘整两次吞宋的动议,在大都廷议上,都遭到蒙古贵族的否决。
     这时候贾似道求和有什么错?真正遗憾的应该是:贾似道求和没有成功!因为贾似道的求和若成功了,南宋就不会亡于蛮族之手。比南宋更弱的朝鲜,就是一个向游牧民族求和得生的成功范例。
     贾似道求和为什么不成功?是因为宋理宗暨后任皇帝都不支持他,且众多大臣都以议和为耻。宁可身死国亡,也不愿议和得生,就这么荒唐。由此可见:当时南宋朝野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已僵硬到什么地步!完全丧失了北宋暨之前“重名节更重生存”的灵活性。
     明朝就更加僵硬了,僵硬到连“南迁”(把首都迁回南京),也是见不得人的“羞耻”的地步,崇祯为了“名节”(面子),亡国丧家统统在所不惜,放着多条生路不走,一溜烟地上煤山自寻短见,终于成就了他“庄烈帝”的名节。
     只是,“名节”就那么重要吗?求生就那么耻辱吗?试问,如果“名节”徒然导致灭亡的化,“名节”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自宋末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观念和思维僵硬到了荒唐的地步?主要是理学的影响:宋理宗崇尚理学;忽必烈别有用心的第一次把理学列为官学;明朝则尊奉理学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带来了为了“名节”,不惜亡国”的反智反生存效果。理学的“以理杀人”属性,导致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滑坡,在清朝催生出以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为代表的嗜血成性官僚。
   
     显而易见,人事以生存为首要原则,人死了,事业当然就终止了,且没有翻盘的机会,因此,死亡是最彻底的失败,而自杀就是自取最彻底的失败;而如果以妥协换取了生存,虽然暂时失利,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作为人事之一的政治,当然也以生存为首要的原则,如果妥协能够保住政权,则日后仍有翻盘制胜的机会:没有赵构对金的忍辱称臣,就没有赵昀的联蒙灭金雪耻;朝鲜李朝国王李倧当年若不对皇太极下跪称臣纳贡,首先遭薙发易服的,必是高丽民族,而今日韩国对中国也不会有更纯正汉文化的倨傲了。。。邓小平若不是数番对毛泽东检讨自辱,则根本没有“复出”的机会,必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生存既是人事最高原则,则所谓“名节”、“廉耻”都要服从生存的原则,为了“名节”自己寻死,或为了“廉耻”宁可亡国,都是错误的。以“忠孝廉耻”的名义,自取灭亡,正中外族入侵者下怀,满清为什么那么推崇南明的理学名臣刘宗周?就是因为拒遵薙发令的刘宗周,没有参加南明军队和抵抗义军,而是护发卫服在家绝食而死,刘宗周此种消极死法,与其说是“殉国”,不如说是“殉名”,满清推崇刘宗周,恰恰希望抗清的人效法刘宗周去殉名自尽,满清这种阴险的推崇,既可收减少了征服中国的阻力的目的,又做出了一副遵从理学的面目。
     生存既是人事最高原则,则议和不一定是耻辱,如果议和能够换来国家和政权免遭野蛮势力征服,则议和就是光荣。以这个道理看:历史上的主和派,不一定是卖国派(有可能是护国派),而历史上的主战派,也不一定是爱国派(有可能是害国派)。
     实事求是地看:身被骂名的主和派贾似道,其实是能臣和真正的爱国者,而决不是卖国贼。作为督师,贾似道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作为宰相,贾似道把南宋内政经济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的能力和智慧都高于文天祥,其实,没有贾似道,南宋根本支撑不了那么久;郑虎臣擅杀贾似道,才是真正的不忠不孝,郑虎臣道貌岸然地宣布:为天下而杀贾似道,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报私仇。贾似道死了不到一年,南宋就灭亡了。
     南宋末年,不遵从生存的最高原则,而是片面以议和为耻,所以导致中国第一次为蛮族彻底征服;尊奉理学登峰造极的明朝,更不遵从生存的最高原则,所以明朝亡国之彻底,也到了空前的地步——亡得连头发和衣服和汉语的口音(改为京腔),都被入侵的蛮族改了!
     以文天祥为偶像的蒋介石,一定程度也不遵从生存的最高原则,死硬不向斯大林求和纳土,结果错失了釜底抽薪挫败中共、保全中华民国大陆半壁江山、大半壁江山的机会,三年之间由二战大国领袖,沦落至台湾岛主的境地,诚可叹乎!
     七十年代,老蒋又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僵硬廉耻观,毅然退出联合国,结果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拱手让给中共国,诚可叹乎!
     1992年,邓小平对江泽民失去信任,只要软禁中的赵紫阳写给检讨,就让其复职总书记,但赵紫阳为了个人“名节”拒不检讨。。。结果让江贼民转忧为喜,睡梦都笑醒几回。。。诚可惜乎!
     2010年,流亡新西兰的民运人士贾甲声称要“回国面对中共”,毅然购票飞回北京,结果一下飞机就被国安抓走,押至山西判刑八年,为了“名节”,贾甲主动实现了中共对民运人士想要的“不准乱说乱动”的专政目的,诚无谓乎!
     这个沉痛的教训,反对派不应该忽视。要想搞垮中共,首先自己能生存、能“乱说乱动”才行。
   
   曾节明 于民国104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夏日清爽纽约州
(2015/06/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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