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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人道主义是国家福利政策的出发点

   胥志义:人道主义是国家福利政策的出发点——漫议私有制公有制(六)
   
   私有制在道德伦理上确实存在弊端。比如,那些老弱病残,那些生存求富能力较低的人,在私有制条件下,因为无收入或收入很低难以取得做人的尊严。再比如,机器先进性的发展,可以使其越来越多的代替人的劳动,它在使资本利润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的增多。如果社会不能出现新的产业,以吸纳失业人员,或新产业的出现滞后于机器先进性的发展,这些失业人员因失去收入来源,同样无法获得做人的尊严。而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弊端建立起来的。
   
   这种国家福利是不是一种分配?学界大体认为是一种分配,为二次分配,以消弥一次分配的某些弊端。其实,国家福利虽然具有分配功能,可以调整一次分配。但西方国家并不把其主要的当作是一种分配手段,而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北欧的福利政策或有缩小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的目的,比如他们的全民医疗保障,就具有一定的均贫富功能。而美国医疗福利只复盖无钱治病的人,那些富人和中产,治病是要自己出钱的。所以美国的医疗福利完全出于人道主义。所谓福利国家与自由主义的争议,或者说西方国家左与右的争议,其实是对福利政策是一种分配手段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争议。但左右都认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福利政策的出发点,这点却无分歧。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全民医疗保障,并不反对国家对无钱治病的人进行救助。所以,北欧与美国的福利政策虽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要求。而实行人道主义就是保护人权。


   
   中国的福利政策则完全是一种分配手段,而且与北欧的福利,可以缩小一次分配的贫富差距不同,而是扩大一次分配的贫富差距。比如中国的官员,收入本来就比一般百姓更高,却享受免费医疗住房等福利,百姓收入低反而没有医疗住房福利,中国的福利政策扩大了一次分配的贫富差距。因为中国的福利政策,并不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是把其当作一种分配手段,是掌握分配权的官员为自己的特权利益建立起来的。
   
   中国“左派”如果确实是左派,就应反官员福利,争穷人福利,起码应去争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一样的福利,才可以说得上是左派。但中国左派整天叫喊着消灭资本主义,却没有人站出来批评中国的福利政策。相反,中国一著名左派,据说住在法国的宋鲁郑,屡屡发文,说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官员为了买好选民,不惜增加社会福利,以至于增加了人民的惰性,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活力(姑且不论有社会福利是否就一定会失去发展活力),他能是站在底层民众一边?而且他用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即西方最主张资本主义的右派观点来反对资本主义,却失去了西方自由主义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底线,他能是左派?说是“官派”名副其实。而在中国,批评中国目前福利政策的往往是“右派”,比如秦晖。
   
   西方福利政策是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明显包含有平均的内涵,即把富人的钱拿给穷人,有侵害富人权利的嫌疑。但当福利政策是出于人道主义时,“济贫”是“济权”。人有不被饿死的权利,有不露宿街头的权利,有不因无钱治病病死的权利,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社会对这种人权的合理性获得共识时,保障这种权利的救济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如何救济?当然是从社会创造的总体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实现人道主义,以保障人权。所以并不是单独针对富人的“劫富”。只是由于富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表现为收入高),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用累进税让其承担更多责任),缴纳更多的税金,所以谈不上是“劫富”。
   
   有人说,当免费的国家福利不但在医疗,住房,教育方面实行,而且扩大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共产主义便来到了。如果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保障进一步扩大,比如发展为免费旅游,免费提供各种商品,免费使用奢侈品时,国家福利政策便逐渐脱离人道主义出发点,而完全变成一种“均贫富”的分配手段,是把较富的人的钱拿给较穷的人,明显侵害了富人的权利,是对富人的剥削与掠夺。且不说这种社会是一种“乌托邦”,不可能实现(参看《胥志义:论消灭贫富差距之不可能与不可以》、《胥志义: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而且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存在剥削与压迫(对能力较强人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
   
   我们可以根据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程度,确立更高的人道主义救济标准,却不可把国家福利政策当作一种纯粹的分配手段。这是因为,把国家福利当成是一种分配,必定由权力操作。权力具有天然自肥的倾向,当福利失去人道主义出发点时,便很可能变成权力自肥一种方式。中国的福利政策便是证明。它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官,甚至劫贫济官。
(2015/06/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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