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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精神病院的残酷黑幕

   

马锦春公开信披露中共残酷迫害乔忠令和其他人士内幕


   
   
   尊敬的先生/女士:

   
   本人马锦春,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这次来美国携带许多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用精神科手段,迫害异议者的视频、照片和文件。其中一名重要的受害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
   
   本人1970年出生,拥有医学和法学两个学位,以及两个专业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本人2009年5月初进入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上海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岗位是医生。
   
   由于本人过去在医学方面从事的是内科医生,为了让本人熟悉精神科专业,2010年初,单位送本人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培训,其中包括全脱产六个月和半脱产三个月。
   
   培训结束后,以我学到的精神专科医生专业知识,发现自己所在的一些病区,有些病人的诊断与事实不符。无论以中国方面制定的精神病诊断标准CCMD,或国际标准ICD—10,或美国标准DSM—IV。其中典型的两个,一个名字叫韦喜,他因不满房屋动迁安置方案,到上海长宁区法院起诉政府而被政府送入。另一个名字叫余传径,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而波及余传径,因此性格变内向,被家人和政府一同送入。余传径早年被送入时,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专业为英语,学校为上海师范大学。
   
   这两个病例本人私下和其它医生讨论过,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情况特殊,不能深究。
   
   另外一个病人是六病区的柴国明。因为有医院提供康复训练的小卖部,该小卖部由病人自行经营。本人午间休息经常在小卖部看书,得以与柴国明聊天,发现柴国明与正常人没有区别。后问柴国明本人,得知他与政府基层部门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吵架,被警察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当时我的单位多次催促本人,将医学执照执业范围改为精神科,将执业地点改为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可本人已经决心信主,圣经里记载:“不可随众人作恶”,我担心一旦转为注册精神科,将来可能面临被强迫签署有违良知、却具备法律效力的诊断书,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脏,另外我已经参加自己住宅小区反对飞机噪音的维权活动,医院的上级直接领导,亲自来院对我提出最严厉警告,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以先前单位拒绝配合为由,迟迟不办理转注册手续。因此,个人月收入被减少1000元人民币。
   
   时间转到2014年8月,我已调到二病区工作,在一次中午用餐时,听三病区医生王慧介绍,近期收治的一个新病人,名字叫乔忠令,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主要症状是被中共迫害的妄想。这事我记在了心里。隔几天我正好去三病区办事,顺便和乔忠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发现乔谈的事情太有英雄气概和神奇色彩,让我简直不敢相信。交谈结束后,乔忠令让我看放在一个购物布袋里,用塑料包裹的文稿。文稿写在不同规格的纸上,有的是白纸,有的有横线。因为时间匆忙,我没有看文稿。回家后,我在搜索引擎百度中发现与乔忠令有关的少量信息,均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而乔忠令的谈话中,提到他本人是“上海民主讨论会”的组织者。而在谷歌搜索引擎中,发现大量与乔忠令有关的信息。除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以外,均提到上海民主运动,提到与乔忠令一起的傅申奇、胡安宁,杨週,王辅成等等。而乔忠令与我谈话中,均提及这些人。另外我找到一篇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乔忠令十年前去香港旅游时,与他的谈话。里面粗略记载了乔忠令大半生的重大事件和经历。我下载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我又来到三病区与乔忠令谈话,将前述文章内容与他核对,发现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这时,我相信了乔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
   
   当天,我经乔忠令同意,将他的文稿带回家中阅读。文稿内容主要是乔忠令被关押在先前两家精神病院:上海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松江区华阳桥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文字表达清晰流畅,文字功底深厚扎实,毕竟乔忠令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从这一天起,我感到有义务营救乔忠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有义务不让罪恶继续。
   
   隔日,我打电话给医院业务科询问乔忠令的相关费用由谁承担,接电话的是骆慧燕,她反问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人?”随即她挂断电话。
   
   很快,业务院长高慧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到她办公室去一次。在她办公室里,他问我为什么了解乔忠令情况?我搪塞这是关心病人。高慧反问我“为什么不是关心其他病人?”我表示沉默。随后高慧直接告诉我,乔忠令是公安机关用强制单送来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况还有前面两家精神病医诊断过,即使有错,责任也不在我们。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强制单”。“强制单”是中国警察拥有的一项特权。只要警察在强制单上填写某人名字,将某人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就必须以精神病名义接收。
   
   从高慧院长这里,我明白为乔忠令改变错误诊断已经没有可能,我只能在不改变诊断的前提下,为乔忠令停药。
   
   隔了数日的一个周末,我打电话给病区主治医生沈怡,直接表明是否能为乔忠令停药。沈怡推托该事需要三病区负责人邵斌元同意。我随即致电邵斌元,邵斌元听后,只是冷淡地表示:“周一再说”。
   
   周一上午,我接到高慧院长电话让我去。在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邵斌元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高慧院长挑明告诉我,让我别插手此事,并禁止我工作时间再到三病区探望乔忠令。
   
   当时乔忠令不但要口服、而且要肌注精神科药物利培酮。药物剂量相当大。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导致乔忠令双手和嘴角不停颤抖。后来药物副作用进一步导致乔忠令脑电图异常,心脏频发早博,高血脂,记忆力下降等状况。情形十分可怜。
   
   在这个情况下,我只能再退一步,寻求为乔忠令以副作用名义减药。
   
   有一天,医院内负责医疗质量、且技术职称最高的盛嘉玲主任医师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提到了乔忠令的副反应状况并希望为其减药,并委婉表示对其诊断存疑。盛嘉玲说了一句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话:“今天谁敢反对共产党?除非精神不正常。”后来盛嘉玲又扯到她同学父亲早年关心政治,在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后来就在也不提政治,而潜心学术研究了。
   
   我知道盛嘉玲不会为乔忠令减药,这时我穷尽所有的救援方法,只能另谋出路了。
   
   很快我将自己欲寻找境外媒体和人权组织帮助的想法告诉了乔忠令,同时表示自己和全家也将不得不流亡海外寻求庇护,以防中共报复。当时乔忠令很激动,不断地说“谢谢”。我说:“乔老师,如果你不反对中共专制统治,今天你也应该是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了,家中也有房有车,儿女绕膝了,绝对不会在这里,你为中国的自由牺牲太多太多了。照理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乔忠令沉默半天,只说了一句:“你像古代义士”。
   
   当时之所以将庇护国家选为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美国追求自由,我也追求自由;而且乔忠令许多朋友,如傅申奇等也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权组织可以给予实质帮助。
   
   之前我没有出过国,甚至连香港、澳门、台湾都没有去过。为了适应未来环境,我在去年10月到美国洛杉矶旅游,主要是考察美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毕竟要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生活。
   
   最后,我和家人综合多方因素,将出行时间定为今年的4月20日。出发前一天(4月19日)晚上,我再次和乔忠令见面,劝他一定多保重身体,没有我的保护后更要注意安全。此前我一直定期购买各种水果、食品,交给乔忠令。乔忠令经常将其分发给其他病人,以求得安全保障。一个思维经常的人,被迫服用精神科药物,已经痛苦不堪,还要为自身安全,去讨好真正的精神病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地狱煎熬?!我相信这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分别前,我给隔着看两道门后面的乔忠令拍照。两道门将一个正常的人,与自由完全隔绝。令人讽刺的是,门外红色鞋垫上印着“WELCOME”字样,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如果你不受政府欢迎,那么,你就会受到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欢迎。
   
   今天我和我的妻子、女儿,抛弃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将高龄的岳父母独自留在了中国,来到万里之遥的美国。这里我没有任何亲戚、任何朋友,只是为了营救一个在精神病院关押五年之久,且备受摧残的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一切的一切,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用精神科的手段,与其他人一起迫害无辜者,也不能对别人的罪恶视而不见。
   
   我希望相关的媒体、人权组织能够高度重视该案件,因为这绝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个案。在中国,各种原因的“被精神病”层出不穷,其中相当部分是针对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社会团体的人员。
   
   发展精神病医疗,本来是造福人类,而在中国却成为迫害异己者的可怕手段。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是忘记历史教训。今年是发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在不忘记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共产主义过去和现在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忘记了教训,那么,共产主义必然在将来给人类制造更加恐怖的灾难!
   
   马锦春
   
   联系地址和电话:
   
   Caseworker: Darrius Palmer
   
   Phone: (610)396-0310 ext 2360 or 2361
   
   Fax (610)376-3450
   
   ===
   
   Berks County Residental Center
   
   1040 Berk Road
   
   Leesport, Pennsylvania 19533
(2015/06/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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