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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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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评共党

2007-07-01

   

   亲爱的各位听众,您们好,我是苏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里,让我们把谈论的焦点,放在中共和中共的党老板胡锦涛这两个层面上,着重分析一下,中国的共党还有没有希望,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共党洗脑的毒害,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共产党不好。骂共党,讽刺挖苦共党的种种行为和纲领、说辞,已经成为了一种街头巷议、公开或半公开的现象了。但是,关于共党是否即将崩溃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人持否定的看法。甚至相当数量的三、四十岁的这一代人,也认为在他们这一代是看不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的。

   在任何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赢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在任期四年中,且不要说祸国殃民、出卖领土、贪污腐败了,发生无所作为,政绩平平,人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政党也仅仅是执政这四年。下次的大选,它一定会落榜。更不要提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或是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那它连四年这个任期也做不完,就被弹劾下台。因为管理国家这个公权力,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只有得到了大多数公民的同意,这个政党才被人民雇佣,组成政府,成为人民的公仆。

   管理国政,造福人民。这本来就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难道共党就真的是那么伟光正?没有了共党,中国就真的会是国将不国了吗?

   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多年了。共党掌管国政只不过五十多年。虽然共党仍然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力量,是一个独裁政党,号称有六千万党员。但共党的历史罪恶深重,得罪的中国人太多。倡导经济改革,即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已经破产。独裁专制的发条已经松懈,而且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纯利益团伙。

   不用说,大家也清楚,宪政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对共党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民主化就是意味着独裁专制的瓦解和灭亡。所以我认为,共党的灭亡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政治转型也是个即将到来的现实。我是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分析和论证的:一,共党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二,利益维系不住一个政党的团结;三,共党解决不了内部的重重矛盾。

   现在我就从第一个方面,共党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开始谈起。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神生命体,所以每个人都有心灵和精神的追求。同样,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也都有它的精神准则。共党再也不会是个像北韩、古巴那样的坚持马列原教旨主义的统治集团了。从改革开放的那天开始,共党就已经成为了它们批判了二十多年的修正主义政党。六四的公然大屠杀,又从根本上把它的非法性彻底公布于全世界。前苏联与东欧的共党的解体,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共产的理论彻底破产,共党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全部基础已经被摧毁了。

   现在共党所使用的统治哲学,不过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共党历来讲究的是要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共产理论破产后,邓小平提出了“猫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搁置姓资姓社的讨论;江泽民弄出个“三个代表”,大国外交;胡锦涛又弄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保鲜运动,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和平崛起等等。

   短短的二十七、八年间,共党出台的这些所谓的新理论,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相互之间既驴唇不对马嘴,又让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在共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共中央也常说党内思想混乱。可是这个混乱恰恰正是共党的党老板们自己造成的。如果能在网络上偶尔看到共党高层人物的内部讲话的话,就更可以看出共党高层内部混乱一团,各自唱着不同的调子,各说各的话。更为明显的是,共党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思想、更没有精神的组织。它所有的,仅仅是利益而已。这些所谓的新理论的抛出,无一不是带有政治作秀,和权力争夺的意思在内。

   对于共党何去何从,共党自己不但充满焦虑感,而且一筹莫展。首先,不具备合法性这一点,就使得共党忧心忡忡。如何维持政权的危机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共党看不到自身的未来,当然就更看不到自己统治地位的未来。

   在中国几乎15亿人口的茫茫大海中,共党从来就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近二十多年,也不再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了,更加是代表不了占人口90%以上的贫困阶层和边缘阶层的利益。现时的共党,只代表他们自己。它们霸占公权力的目的,只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再无其他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利益能否维系一个政党的团结。共党是个巨大的利益团伙,但多种宗教组织可以说都比共党这个团伙更大。据悉,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有信徒超过八千万,汉传、藏传、佛教信徒一亿多人。但宗教都是以精神追求为宗旨,不带有任何世俗利益的成分在内。共党号称有六千万党员,是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可问题是,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上,究竟是否存在着一个能让六千万人共同分享的利益。而且这是一个完全是出于利益的目的的团伙,它还有没有有效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心胸、目标?如果利益不能均沾,这个利益团伙的内部还能铁板一块地团结一致吗?

   共党从来不搞平均主义,而且历来行事上也从不考虑公正二字。事实上,大量的普通党员是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或特大利益机制之外的。而且我还相信,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们,沦落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幸成为体制内的党员为了特权和利益,必然展开残酷的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比如中央与地方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党务与行政之间,权贵家族之间,都存在着利益之争。

   共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必然令地方主义思潮抬头、发展;而中央又决不放权给地方。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就是什么宏观调控,对银行的全面控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利用中纪委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去除异己、打压地方势力等等。其实,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已经让地方日渐强壮了起来。共党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权了。

   地方势力对于共党的政策经过层层筛选,已经做到了使中央政策消失在无形之中了。他们可以用谎报的方法欺骗中央,欺骗上级,以保证小团体的利益,使高层和地方在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出现偏差,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共党的政令已经出不了中南海的原因。这些造成了共党统一行动的能力越来越弱,政令的效力越来越低,体制的内耗成本越来越大。共党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利益竞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但若要共党从利益之争转型为宪政民主、人权、自由,就几乎是毫无可能的。个人的特权和利益,已经使共党彻底腐败透顶了。体制内腰缠万贯的权贵们只会策划他们的自身利益,同时他们更要考虑如何保护他们的非法所得。全党在利益争夺越演越烈的格局中,也造成人人自危感,也都看到这种情形不可能持续得太久,这个党更不会存在得太久。所以权贵们才纷纷把子女送到西方,把赃款转移到国外。

   利益之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派系之争、团伙之争、上下之争、官民之争。直接的后果就是矛盾、混乱、抗争、和暴政。全党的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现时的共党内部,已是为了私利各自为战,捞足就跑,又哪管国破民穷,危及子孙后代。八百余万赃官,卷走13万多个亿全民的财产外逃,这就是今日的共党。

   那么,我们来看重重,也就是我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共党能否解决它自身内部的这些重重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都毫不怀疑共党使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权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掌权。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至于富国强民,仅仅是共党蒙骗人民的一个口号而已。

   政权对共党来说,就是利益的所在。毛泽东曾说了多少年的一句话是:“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失去一切。”共党集团霸占公权力不放,就是为了满足它们的私欲。当然,人民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共党内部就时时敲响亡党亡国的警钟,提醒体制内的党徒要听共党的话,要团结一致。否则一旦亡党,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但是这样的警钟、警告,是否能使党内的人同心同德呢?

   前面我们提到了,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的生命力,就是精神原则,也就是正确的政纲、纲领。可怜的是共党的马列教义已经破产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个人在二十多年间,除去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口号以外,根本没有办法给共党找到任何新理念,从而改造共党或使共党转型,成为拥有人权、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现代政党。

   其实共产党是无法改造的,尤其共党更是既不可能改造,又无法转型。原因是历史罪孽太重,欠下的血债,人命债太多。共党的老板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得不断地敲打“亡党”、“千万人头落地”的警钟,对全体党徒进行政治讹诈和捆绑,以此来约束共党内部的离心离德、一团散沙的倾向。约束,就是就是禁止党员的独立、理性思想;捆绑,就是对全体党员的愚化、奴化后,去提高共党这个团伙的执政能力。可事实却并不如共党所想的那么乐观,共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所在的岗位并不是政治岗位。

   例如职业官僚、公务员、事务员、技术人员、学术专业人员等等。这些职业的性质证明了共党垮台、亡党后,对他们并不存在什么影响。他们是靠专业能力挣饭吃,并不是靠共党养活的人。能对共党政权直接造成威胁的,就是那些被强行拆了房,抢了地的党员们;下了岗、失了业的党员们;复原转业军人和从事个体生意的党员们,领不到离、退休工资和看不起病的党员们。

   社会不公、贪污腐败横行,这些共党成员们难道不受影响,不受损失?不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受害人吗?他们能和胡锦涛有共同的利益吗?即使部分党员对共党仍有忠诚信念,但共党内部根本就没有一条制度性的通道,可以使普通党员的声音上达中央。而党的决定仅仅是中央的那几个人做出的,事先也从不征求广大党员的意见,党主席和书记的产生更没有经过广大党员的选举投票。那么,广大党员们又凭什么要去效忠党中央呢?

   党员对党无归属感,官员们也没有归属感。所以党员、官员对于亡党也毫不在乎。他们所在乎的只是把家属和财产转移外国,用脚投票表示他们对共党仅仅是利用,捞够了钱就离弃共党。所以绝大多数的共党党员,是不会为了共产党这个抽象的组织去陪葬或承担罪恶的。另外,开放二十多年,民主、人权、宪政、自由的大潮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同样也影响到共党体制内部的一批成员。甚至相当数量的老干部、老党员,他们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认同程度,绝不比其他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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