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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越南看1989年天安門屠殺


   
   作者:仲成 ( Trọng Thành )

   
   2015年6月4日

   
   
從越南看1989年天安門屠殺

   
   
   
   在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對要求民主的學生的屠殺距今已是26年了。 每年在香港和世界多個地方, 捍衛人權的組織在這時刻常常都舉辦各種活動來紀念這歷史事件,因為它不但對中國,而且對整個現代世界的歷史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 作為中國鄰邦的越南,首先是越南的知識界人士對這事件的看法是如何的呢 ?
   
   天安門事件悲劇發生在1989年6月3日夜至4日凌晨,由此, 它將中國帶往與東歐國家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紀元。天安門屠殺約近半年後,柏林牆便倒塌了。
   
   中國共產黨政府拒絕正視這場屠殺。北京政府企圖使人們遺忘這一罪行,並罔顧逾百名失去孩子的母親( 天安門母親 )以及幾百萬人要求尋找真相和公義的呼叫。
   
   上個月底,中國政府下令禁止提及天安門慘案,包括政府屬下《 環球時報 》的一篇有關文章(《 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 》)也提及此事。該文章批評一批在海外學習和生活的中國留學生於2015日5月20日發表的公開信。信中呼籲中國國內學生應尋找真相並要求討論關於軍隊武力介入屠殺之事( 據法國《 費加羅報 》[ Le Figaro ] 2015/6/3日的報導 )。
   
   作為中國鄰邦的越南,首先是知識界人士對這天安門件的看法是如何呢?法國國際電台邀請在越南的文化研究者阮克梅( Nguyễn Khắc Mai )先生、阮輝貴( Nguyễn Huy Quy )教授、翻譯家陳庭憲( Trần Đình Hiến )先生和作家范寫陶( Phạm Viết Đào )先生共同參與討論。
   
   
   
   上級下指示各報刊 並 “ 畏懼天朝 ”?

   
   
   長期關注越中關係的作家范寫陶先生首先發表, 他概括說了在越南,人們對天安門事件關注的情況 :
   “ 關於天安門事件,在越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媒體上獲悉有關的訊息。 只有哪人可以上網,從其他的網頁( 不屬政府所管轄的網頁 )中才可獲知。 至於平民百姓,一,所關注的人不多;二,也沒有條件。”
   
   陳庭憲先生( 諾貝爾獎莫言作品的越譯者 )認為:“ 若果要談及天安門事件的,簡單的說就是:那時和現在,越南的報刊偶然也可以提及那個詞,而整個事件就沒提及。從那時至今就禁止了。再詳細內容的報導就完全沒有。連稱為屠殺案這三個字也從未出現在越南的報刊上。”
   
   解釋為何在越南, 國家傳媒完全沒有提及天安門屠殺的情況,明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Giám đốc Trung tam nghiên cứu Văn hóa Minh Triết ) 阮克梅先生說道 :
   
   “ 我認為,領導上級目前對報刊下指示,由此他們就不敢登載這訊息的了。 報刊也不想登載,因不想天朝失盡顏面。
   
   就算是在( 長沙群島 )嘎馬礁( Đá Gạc Ma;中國稱為赤瓜礁 ) 犧牲的烈士、越南共和國軍隊在黃沙群島反擊中國的烈士事蹟也不敢登載,那麼還有誰敢發表呢?而且還有1979年反擊中國殘暴侵略戰爭的紀念碑、烈士墓碑,他們都想設法消除。 事情就是如此令人痛心、迷惘,他們就是如此既可恥又無理無德。此就是目前的狀況。”
   
   以上兩位先生對越南目前狀況的評論可能是最確實的反映。發生天安門鎮壓事件時,越南與中國正處於敵對的狀態( 直至1989年年底 ),登載天安門事件的訊息也並非完全不可以或者完全禁止。從事件發生後至今,尤其是在去年,越南國內的一些報刊也曾比較多和詳細重新報導發生在中國首都的屠殺訊息。
   
   
   
   顧慮“ 影響外交關係 ”

   
   
   對於越南研究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又如何呢?阮輝貴先生( 前中國研究院院長 )講述 :
   
   “ 在越南,人們也從報刊媒體中獲悉這事。 至於再深入的把它當作專題研究就完全沒有。人們研究( 或僅簡單論及 )的都是從政治角度觀察,而從歷史的角度,比較詳細地研究就無人做。至今還未有一部著作談及那事件。 沒人阻止,但也沒人願意深入研究。
   
   那確實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例如,( 有人提出問題 )是否需要那樣的鎮壓呢? 是否真的需要使用流血方式呢? 當然,沒有一個學者的觀點是認同那場屠殺。 但在政治方面上,站在政府領導人的角度上,沒有人敢提及,因為它涉及外交關係,那被視為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至於研究界, 必然的有人想了解,也有各自的觀點,也有人也關注那個問題。但是,若真正說出自己的觀點,就有人顧慮了,這樣做就干涉了中國的內部事務,以及影響兩國的外交關係。”
   
   
   
   阮文靈和暴力解決

   
   
   26年前當發生屠殺時, 越南領導人中當時有人支持鎮壓。 阮克梅教授憶述並談及六四事件後越南最高領導人的反應。那時,阮先生在越南共產黨中央民運委員會工作( 民運,不指民主運動,而指對民眾宣傳或解釋政府或共產黨的政策的機構。譯者註 )
   
   “ 那時我正在河內,某一夜裡,我記得那是滂沱大雨的夜晚,我從電台,外國的電台中聽聞天安門事件的訊息。在此之前,我們也跟進那場鬥爭的情況。大學生豎立起自由女神像,體現了中國新的一代追求自由的精神,氣勢極龐大。我們獲悉在廣場上,他們討論人民、政府、中國和世界的問題。 十分熱烈和踴躍。可以說那就是一個戶外大會場。 之後,獲悉趙紫陽走到天安門廣場,勸諭學生暫停絕食……, 返回家去。 學生不聽從,堅決鬥爭到底。 中共決意使用軍事暴力鎮壓。
   
   至於( 越南的 )領導人,我無意中在黨中央和政府辦公室傍邊的賓客房間(朱文安街8號 [ số 8 Chu Văn An ])遇見陳白騰( Trần Bạch Đằng;原名張家潮 [ Trương Gia Triều ], 越南南部人,1926年-2007年,研究者、作家兼記者,政治活動家。譯者註 )兄。那時他對我說他曾順道探訪( 時任越共總書記 )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 阮文靈也想找個人談談關於天安門事件。我問:“ 那他怎麼說?”,陳白騰說:“ 我告訴阮文靈:如果我是總書記,我永遠不會讓那樣的事發生,使用暴力,使用軍隊鎮壓學生。”
   
   但我獲悉,阮文靈那時是認同暴力鎮壓的。作為一個稱為共產黨人,看到暴力行為,殺害人民,殺害自己同胞還感到高興。因此我才認識到暴力的思想侵入一些越南共產黨人的頭腦也太深了。
   
   作家范寫陶說,上述殘暴的鎮壓顯然是政府內強硬保守派的行為,目的是針對獲得群眾支持的改革派。
   
   “ 這場中國共產黨對渴望民主的青年鎮壓所產生的慘劇。運動並非由學生倡議,他們所想的和自我找出的行動,它是由一些中國領導人在實際與生活、管治的摩擦產生。從胡耀邦先生、趙紫陽先生看到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的腐爛,並看出需要改革,那麼運動才可以發動起來。
   
   找尋這個目標的人正是這些領導人。當他們提出這些主張時,卻遇到了保守領導人如鄧小平的阻力。他們( 領導層 )仍然想保留那種共產黨絕對領導一切的觀點。由此導致了鎮壓趙紫陽的一派。我所理解這件事就是這樣。
   
   我所得到的結論仍然是由於中國“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的理論所致。仍然是想使用槍彈來維持權力,後果便導致天安門慘案, 中國至今仍然未能走出由這錯誤政策製造出慘劇之路。
   
   
   
   鎮壓是因為領導人無能

   
   
   正如作家范寫陶先生所說的一樣,阮輝貴先生認為首先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共黨內各派的衝突,然而,他將天安門民主運動放在多種互動力之中和不同背景中去觀察 :
   
   “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那時的東歐,包括蘇聯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掀起反對傳統社會主義的運動。各種運動互相影響。第二個不可排除的因素是台灣的勢力,或是那時( 中國國內 )不支持黨和政府的勢力,稱為反共勢力,但人數很小。
   
   第三個是重要的因素,那是內部矛盾。也有維持固有權力的觀點,但也有維持各自利益的觀點。 那時趙紫陽先生也已被視為敵人的了,他已被拘捕。 除趙紫陽之外,還有其他派別的。 稱為“ 民主派 ”,也有持不同立場的人。 有人主張繼續由共產黨領導,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但需要民主,需要有公義。 那是關於民主的一種觀點。 還有一種民主運動,受西方影響的,帶“反共”性質, 他們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
   
   實際上那時的中國社會,在走了十年的改革道路後,雖然有所開放,有所改變,但存在兩個的問題。 一是經濟危機問題。 具體的說是通貨膨脹得太高,嚴重影響到群眾的生活。天安門運動中的口號之一是反通脹和貪污。二是改革一開始便提出民主,但實質上沒有實現民主。在( 天安門慘案 )事件發生之前,處理了胡耀邦事件( 趙紫陽的前任總書記 )。十年初的改革顯然有所進步,但經濟和政治仍然有所限制,停滯不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群眾不滿的反應。把各因素加起來: 國際因素,黨和政府領導人與群眾關係的因素,黨內各派系的因素等,全都匯集成為一場群眾的運動。
   
   然而,鎮壓顯示領導層的無能。那時再沒有可行的解決方法。”
   
   
   
   專制統治不可改變

   
   
   在翻譯家和作家陳庭憲的眼中,1989年的群眾運動就是一場與獨裁的共產黨領導層徹底衝突的運動,因為專制的一黨統治是不可挽救的,維持其統治就是維持貪腐的根基 :
   
   “ 這是一場要求改變政府,改變體制的運動。他們知道,在改變體制時,就必須解決貪污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的貪腐問題是難以解決的。那是關鍵之處。在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插手涉及一切如憲法和法律的體制。 必須指出,那是追隨一種叢林法規的社會。
   
   中國民眾和世界人民也所看到的一點,那是中國的貪腐永遠不可解決。 一黨專政統治下的中國是獨裁的統治:貪污就是從這體制中衍生的。解決貪污的問題只是幻想。”
   
   針對共產黨政權的1989年學生和各界人民要求民主的和平運動可否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呢? 可否是別無選擇之下,一定要導致流血慘劇,而從那時起,中共完全關閉了要求改革政治呼聲的大門呢 ? 1989年春季民主運動實際上可否是一場要求改革制度或完全地改革制度的運動呢?
   
   以上各位的意見使我們認識到他們所觀察的問題是從各方面如從直接的外表,從黑與白的方面,或從其他不同的角度上,匯集各種不同的因素來嘗試解釋現象。中共黨內的各派系,如稱為改革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最高領導人、稱為保守派的鄧小平在那關鍵的時刻可否能夠找到共識呢?可否認同政治領導人的價值觀,或另一種說法,可否信任那個政治領導人的具體行動的呢? 何為趙紫陽的局限所在? 學生鬥爭的幼稚想法又在何處? 等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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