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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姚依林阻击万里田纪云

登州笑笑生的博客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定赵紫阳等7人负责大会的准备工作,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二是人事安排。在杜导正作序,赵紫阳秘书鲍彤导言,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而成的《赵紫阳:改革的历程》一书中,赵紫阳披露: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退出政治局常委后,原本酝酿的常委名单为7人——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但最终的名单确却是7人变5人,万里、田纪云出局。这一切都源于姚依林的使坏,以万里不安分,有事就起哄,田纪云亲戚有问题,狙击两人入常。最终邓小平拍板,万里担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入常,田纪云仍然担任副国级的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排名升到第二,仅次于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1】,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2】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3】,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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