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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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最 后 陈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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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
· 点 燃 万 千 烛 光 共 祭 六 四 英 魂 ——告全国同胞书
·附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三、遣送处纪事:两小段节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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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眼瞧人遇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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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狱中书札:两小段节录语
·写在前面的话----关于《狱中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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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华 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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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司法部长张福森的一封信
·给儿子的一封信
·给母亲的一封信
·给狱政科长的一封信
·一生说真话——我的保证书
·附记: 出狱纪实
·五、文 选:两小段节录语
·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六四5周年感言
·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中、英文本)
·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也说邓小平
·附录一: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 国 涌
·附录二: 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词 童 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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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与 王 山 对 话
·让我们尊重逻辑
·为不稳定性正名
·建 设 性 断 想
·从陈希同下台说起
·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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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贾秀文

   
   
    江棋生
   
   


   
    秀文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每当忆及他的英年早逝,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他清秀而有活力的身影,而一种难言之痛也必定会不期而至、悄然袭来。
    秀文出生于1953年8月23日,比我小五岁,文革爆发那年读小学六年级。但是,才华过人的他却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山西大学哲学系,成了一名七七级本科生。就此而言,他要比我强。不错,我也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但却没啥稀奇。因为1966年夏天,我已是高三学生,正在挥汗复习迎接高考。后来虽说闹了两年革命又插队长达九年,加上突临77年高考,所学知识要从尘封中一一捡起,但毕竟曾扎实耕耘过,考上大学的难度肯定比他小么。
    而同为七七级大学生,秀文又有比我胜出的地方。大学期间,他以一已之力,主编了学生刊物《视野》,还在1980年参与创建了山西第一份民办刊物《风帆》。秀文思想上展现的宽阔视野和行动上扬起的自由风帆,远比我更早地,和一心想把民众关在笼子里的一党专政制度戗了起来;毕业分配时,他付出了代价,拖了两年才被“安排”到吕梁山区的一个县城去工作。
    秀文自小喜欢围棋,后因战绩不俗而获授业余5段之段位,并写了一本关于围棋文化的小册子——这,也是他比我强的地方。记得1994年秋冬,他头一次来我家,除了敞开心扉、交谈甚欢外,他还不无自豪地提到他爱下围棋的事。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棋生,为棋而生的人,咱俩聊聊棋吧。我也笑着回答他:我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琴棋书画中的棋,指的是围棋,但我只是喜欢下中国象棋;在秦城监狱中,倒是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见兴学着下过国际象棋,可我这辈子从未学过、下过围棋哦。
    我与秀文本来素昧平生,他是如何从太原来京,并摸到首都师范大学19楼上门作客的呢?事情还要从1993年夏天说起。那年夏天,盛雪的先生董昕从加拿大回国探亲,他除了带来中国留学生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人道帮助款,及万润南先生捐给我的人道帮助款外,并带来了给王新龙、丁俊泽等山西六四犯的一些人道帮助款。董昕的回国之行是冒了不小风险的,在仍能闻到六四血腥和恐怖气味的北京,我们的见面,或者得设法甩开奉命跟踪的安全局便衣,或者干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露声色地进行。随后,我于当年八月底第一次去太原,不打任何电话,凭董昕所给的地址,淡定地进山西大学侧门,按图索骥找到了王新龙夫人赵红月和丁俊泽夫人张叶,并随之结识了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自那之后,丁东、赵诚等朋友来我家了,再是贾秀文、杨志栓等朋友也来了。而我和赵红月的学生侯文印,则建立了较为密切的通讯联系。1994年冬天,我第二次去太原,就没住旅馆了,而是住在赵诚家中,受到了他一家三口的盛情款待。令人悲催哀痛的是,赵诚夫人因患肺癌,已于2011年5月12日不幸辞世!第二次太原之行,我看望了已经获释的王新龙、丁俊泽及赵红月和张叶,还和赵诚一起看望了葛湖夫人贾永华。本来还准备去看望胡践的母亲,但因她不在太原而作罢。
    那年冬天从太原回京后,我为了生计,开始为家乡常熟支塘的一家羽绒服厂代销羽绒服。事有凑巧,刚好有几个太原朋友在北京花园桥东北角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办一份经济类刊物,而秀文也被他们叫去帮忙,我和秀文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秀文很有经营头脑,常给我支招如何多卖些羽绒服;有意思的是,他还让杨志栓也扛了一箱羽绒服去卖,说是要他给我分点忧,扶扶贫。
    当然,除了卖衣服,我们更多地是在精神家园中进行心灵的交流与切磋。我和秀文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当年他曾和葛湖一起到太原钢铁公司激情讲演,呼唤工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和秀文奉行同样的价值观,是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权之友和自由之友。在花园村的那个小院里,我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一次聚谈是,张小弟、贾秀文和我谈到了一个德国人——庸医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开的诊断书。马克思斩钉截铁地断言,资本主义得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即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崩溃。而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消灭私有制,变私有为公有。当时,我们三个中国人达成了明确的共识: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存在根本的迷误,而他的迷误又忽悠了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只要实行产权社会化,就能匹配生产社会化,压根儿不必拿私有制开刀问斩!
    当天的思想会餐使我们神清气爽,十分过瘾。时近中午,张小弟大呼:拿啤酒来!三巡过后,我们禁不住仰天长叹:马克思学说的谬种,变私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坑了多少代人,害了多少代人啊!
    张小弟他们的刊物停办之后,我和秀文来往就少了。不过我记得,我曾去过他于西直门桥东北角借住的地方,在昏黄的灯光下和围棋棋子旁,寒夜长谈,促膝问天。不久,秀文撤离北京,一直风尘仆仆地在太原、天津和石家庄等地经商,我和他从此未再谋面;但每次陈平来北京看我,除了手提东湖牌老陈醋(有时加上一瓶山西杏花村出品的、口感非常好的清香型汾酒)之外,都要提到多位太原朋友的境况,如王新龙、丁东、赵诚、葛湖、谢詠、智效民、王奋武等,当然每次也都少不了说到秀文的动向。
    2013年3月5日凌晨,在离60岁花甲之年还差半年零18天的时候,秀文因肺癌不治而遽然长逝。3月11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听闻丁东、葛湖、杨志栓等写的悼文,感情真挚,令人动容。
    我没能去送秀文最后一程,也没有写悼文。只是,两年多来,他的英年早逝,每有念及,总让我心痛不已。
    2015年5月30日 于
    北京家中
   (2015年6月8日首发于《民主中国》)
   

此文于2015年06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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