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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

曹长青:抛弃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价值在哪里?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七千亿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而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其实质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的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美国的自由、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文化、美国价值、美国文明的核心。
   
   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没有了国家(更具体是指政府)和社会,个人就什么都不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所谓中国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国文明的核心。
   
   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可谓用视觉艺术诠释群体主义意像的经典。那种千万人的整齐划一,那种机器人般的震天呐喊,那种把国家民族抬到至高无上地步的极力渲染,使那些具体的个人,在庞大的群阵中,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它展示的是:群体是伟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应主宰一切;没有了群阵,没有了群体,没有了国家这个大河,你们这些小黑点般的“小河”,就会干涸,就会板结。
   
   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强调个体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哈佛教授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专著中明确指出,“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
   
   把这种哲学语言转成大白话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哪段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虚的,社会也是虚的,它们既没有生命,也不是实体;只有个人,才是实体的存在。
   
   只有个人是实体,而且是唯一的实体,那当然就有“绝对的价值”。在价值份量和顺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的社会和国家。所以,个体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社会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导出,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
   
   在该书自序中,诺奇克开篇就提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一句话就断言:“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诺奇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就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是根本,国家(社会)次之。不是国家社会有绝对权利支配个人,而是个人决定国家有多大的权力和支配余地。谁是主体,谁是附属,一目了然。
   
   因此,美国文化是个人至上,个体权利要绝对保护,个人自由要绝对捍卫。事实上自然界也如此,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而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道上。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的富国强兵(而不是重个人自由),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还有什么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更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但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都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那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不仅没把“俄国病”治好,却是把俄罗斯带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扩散到世界,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
   
   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
   
   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
   
   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被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的整体倾向: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那个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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