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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西方的历史影响

   儒家对西方的历史影响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周边国家的宗主国,也是不少西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至少充满理想色彩。儒家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起到过相当的启迪和推动作用,而文艺复兴正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背景,故可以说,儒家对西方文明有过重大影响。换言之,西方现代文明含藏着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元素。

   

   元明为中华偏统政权,处于儒家文明的衰退期,但对同时期的西方来说,依然颇有新鲜感和超前性。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我认为,儒家对西方产生重大政治社会影响和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应自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肇端。

   

   《马可波罗行记》相当详实地记载了元朝政事、战争、宫廷、节日、游猎和大都的经济文化风情风俗等等情况,盛赞元朝的文明强大和昌盛富庶,让西人有机会一窥如画似梦的东方文明盛景。

   

   接着,门多萨神父编写、1583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对中国的人伦道德、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地理风物、军事武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系统地塑造了中华帝国神话般的形象,有溢美也有中肯的认知,让西人意识到,庞大的中华帝国在文明的许多方面都优于欧洲,并可能成为欧洲努力的方向。

   

   《大中华帝国志》描述了中国人的外貌与秉性,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心灵手巧、聪明开化。“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他们有一套自己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看法。”“他们是个喜欢宴乐的民族,什么时候都避免悲伤。”中国人不喜欢战争,等等等等。

   

   门多萨说广东人象柏柏尔人皮肤较黑,内陆的中国人象日耳曼人。在中国居住的还有摩尔人蒙古人缅甸人与老挝人,偶尔也能见到欧洲人。所有臣民在天子统治下生活在和平的帝国秩序中,拥有一种可想而知的幸福。他认为中国最令人仰慕的是政治制度,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人物。

   

   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西方提供了更为真实的中华文明的信息。他说:“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利玛窦中国札记》站在神本主义立场上对明朝赞叹不已,所描述的中华帝国俨然一个由哲人王治理的“现实乌托邦”: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是《中国的政府机构》。他写道:“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利玛窦还相当深入地介绍了科举制,内容涉及考期考场考官科考内容规则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事项。他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他们来管理”。

   

   利玛窦赞美孔子:“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云。

   

   尽管在利玛窦看来儒学并不符合基督教义,却是异教中最完美的。他认为,四书五经“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与人合作用拉丁文注释四书,以帮助在华教士学习和了解儒学。

   

   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西方传教士曾德昭,为东学西渐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于1613年(明末)来到中国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在中国一共待了22年之久,著有《中华大帝国史》,介绍了明朝政治制度法律、政府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物产、民俗等等,对科举制描述尤为详细。

   

   曾德昭特别强调了科举制“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原则。他写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职业,均可投考”,但“军士、保镖、法警、恶棍、刽子手及称做忘八的妓女监护人”被摒弃在外。

   

   他与利玛窦一样也把科举的三种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比作西方社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他说:“那些仅仅是学生,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只被人尊称为绅士。大家把他们敬为国家之灯,中国人知道应如何尊重确实值得尊重的人。”

   

   利玛窦及其继承者们认为,中国实现了柏拉图“作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后一个半世纪间,西方不少文本对中华文明同样作了高度肯定和赞美。

   

   腓内斯在《巴黎至中国旅行记》中赞扬“中国为哲人政治”,拉莫特•勒瓦耶在《论异教徒的德行》中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并列。拉莫特•勒瓦耶说:“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决不发出与他(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势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说,只是哲学家们在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

   

   中国启蒙派所反对的儒家和孔子,却为西方启蒙派所敬仰。文艺复兴以来启蒙哲学家们心醉神驰的美好东方,建立在两个基本观念之上: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实践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形象的核心意义,也是他们心目中新型政治伦理社会理想的最高尺度。

   

   坚决反对法国和欧洲君主专制的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高度推崇儒家君主制,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孔子学说“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列举了孔子七句圣言,赞美道:“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他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  

   

   罗伯斯庇尔在他起草的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线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圣言,表达了恕道原则。

   

   德国莱布尼茨认为儒文化对西方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研究发现《易经》阴阳爻二进制与他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据此深信中国哲学具有充足的科学根据。他还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也优于欧洲人。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儒教不仅使莱布尼茨蒙受了影响,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响。”

   

   莱布尼茨批判某些夜郎自大的欧洲学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至极!”。

   

   1670年前后,英国政治家坦普尔爵士断言:“"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哲人是最好的人,哲人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榜样。

   

   1672年,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写了100万字有关中国的著作。在闵明我看来,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是优秀的。他建议欧洲所有君主仿效中国皇帝,国王必须有修养,请哲学家辅佐政务,听从他们的建议;欧洲应该模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尊重农民,将农业当作立国之本。

   

   1721年,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在哈雷大学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他说:“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王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李约瑟称孔子为“全中国的无冕皇帝”。他认为孔学并不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重要成就:“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在历史上,不定分析被称为‘大衍术’,这是从《易经》中一个难解的陈述句‘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

   

   或说儒家政治为“孔教乌托邦”,这是对中华的无知,无知于中华文化真理、历史真相和文明辉煌。向西方介绍中华的各种文本或有溢美,却非空想和虚构。乌托邦是空想主义,儒家文明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

   

   作为中华偏统政权,元明清已经很不中正,但元明和清朝前期依然能令同时期的西人惊艳,可见儒家的厉害。西方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启开神本主义的蒙昧,走上人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启蒙派却自暴自弃地捧着金饭碗讨饭,甚至以讨取西方思想残羹为荣。呜呼哀哉!2014-11-6

(2015/06/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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