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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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之三】余东海: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儒家网)

【专访之三】余东海: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儒家网)

   作者:余东海阅读数:1827发表时间:2014-10-27 16:24:43

   

    习近平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儒家网:儒家命运与中国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至文革达到顶峰,“孔家店”被彻底打倒,儒家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有人将之评价为重新“中国化”和“儒化”,这也引发左右两派的争议。与左右两派不同的是,您和当代儒家尽管对民国以来的文化和政治现象批评很严厉,但却对习近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却非常支持和赞同,有人认为这是曲学阿世丧失原则,对此批评,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中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实践中道就是中华,中道之国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儒家和中国可以划等号,儒家命运与中国命运完全一致。

   

   历史也充分证明,儒家文化地位高低与政治文明程度成正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时,政治与道德水乳交融,政道合一,文明程度最高;汉唐宋三代,道统高于政统,文明程度颇高,领先于世界。元明清三代分别有蒙古主义、君本主义和满族主义倾向,文明越来越低落,但有道统在上,低落也有底线。

   

   五四去儒家化,无异道德自残和文化逆淘,打开了去中国化的序幕,进而导致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汰和去中国化。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了复兴和新生的机会。

   

   习近平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颇有儒味,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两次讲话,充满对儒学的推崇。将儒学义理引入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空前的。习近平能够这样做,无论动机如何,都有助于儒学的来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功臣。

   

   说习近平在历代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中最有儒家修养,是如理如实的评价;对习近平一定程度的尊儒努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理所当然。曲学阿世和讪君卖直,皆君子所不屑为,但君子应该将心比心。在干部队伍恶劣不堪、知识群体下流无耻、社会道德崩溃已久、反儒恶习空前深重的现中国,纵然儒者在位,也是千难万难。

   

   重视儒学并不意味着信奉。我说过,习近平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但是,要进这一步,在目前还不现实,不能奢求,主客观条件皆不允许。客观上,积重难返,民智尚弱,反儒思潮和势力还大有市场。所谓上马容易下马难,吸毒容易戒毒难。恶性文化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导向出来的制度之恶和煽动起来的社会之恶都是空前的。要戒毒下马,不仅需要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大英雄,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配套。

   

   因此,习近平有所尊儒并不意味着儒家从此一帆风顺。儒家九死余生,虽然一阳来复,依旧衰弱边缘,连言论权都残缺不全。万里长征刚刚迈开一小步,儒家的复兴任重道远,有赖于仁人志士们自强不息共同努力。

   

   “大陆新儒家”比“港台新儒家”做得更好

   

   儒家网: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多采用哲学话语形式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梳理,当代“大陆新儒家”主要选择了宗教的学科框架,如蒋庆、康晓光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还有秋风提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您对上述诸公的观点如何评价?

   

   余东海: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为儒家的学院派,侧重于学术研究,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沟通,缺点是疏离现实政治,社会影响面和大众普及度有限。在港台各种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中,未能发出大中至正的儒家之声,未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发挥儒家应有的作用,辜负了言论自由。

   

   这方面“大陆新儒家”做得更好,在言论权残缺的困境中,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记得十几年前,三岁的李思怡独自一人饿死家中,康晓光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书未能出版,但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因此,我不认同康先生某些观点,但始终不失敬意。

   

   倡导政治儒学和公民儒学,为中国已经悄悄启动的历史性大转型提供道德营养和文化导向,或者呼吁修宪或重新制宪,根据儒家立场和仁本原则,为中华新宪供献建设性意见,都是当代儒者责无旁岱的责任。蒋庆、康晓光先生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先生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秋风先生和东海的儒家宪政说,都充满了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导向性,高屋建瓴地体现了儒家的社会责任和制度关怀。

   

   儒家应对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儒家网:有儒家学者针对您的观点指出:“儒家欢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回归中华、回归儒家,但对于儒学的义理,还是应坚守原典经义,左右两派皆不宜夹带私货来乱我家法。儒学的使命不是要在自由主义的问题域里回答问题,而恰是要从自己的角度重新提出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不是回答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而是提问的方式就不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自由主义的错误不是观点的错误而是起点的错误,不是局部的错误而是整体的错误,不是答案的错误而是问题的错误。”您对此怎么评价?

   

   余东海:只要坚持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有了定盘星和显微镜,可以对各家各派学说予以实实在在、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洞若观火。从善如流,与人为善,但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原则,为人所乱。

   

   儒眼相看,自由主义的优缺点一目了然,正确和错误并存,都很鲜明,与儒家既可相通又有区别。西方政治和社会颇为文明,又总是问题重重流弊多多,根本因在于自由主义文化品质的平庸,虽不低,也不高。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非中道,远不如仁本学说和民本政治,个体集体并重,对于个人,既重视权益保障,更强调人格建设。

   

   话说回来,尽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非中道,比较而言,个人主义以人为本,距离儒家近得多,多有交集处和共鸣点。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的缺点和个人主义的不足,应该批评,不宜夸大。

   

   不少人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误会。其实两者大不同,利己主义是人生哲学,以我为本,与利他主义相对;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以人为本,与集体主义相对。儒家反对利己主义但不反对个人主义,只不过认为个人主义需要进一步道德提升。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场批判儒家,固然错误,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闭儒家,同样不对。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对,而应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作为民主时代的新礼制,儒家宪政应兼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东海多年前提出“新中体西用论”: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为我所用。立足于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同时广泛学习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东西。

   

   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不可相提并论。儒家与他们“三人行”,态度截然不同,对于自由主义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我为主,从善如流;对于极权主义是坚决反对之,批判之,以之为反面教材。

   

   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

   

   儒家网:您反对自由派制度决定论和素质决定论,主张文化决定论,由儒家文化之所是(或理想理念)推导出中华宪政之应是(理想的宪政形式),以吸纳自由民主,并超越西方宪政。但是,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的立论根基其实也是“文化决定论”,这个悖论,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文化决定论”具有普世性。文化决定制度,儒家文化导出礼制,自由主义导出民主制,这是逻辑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以“文化决定论”为立论根基并没有错,五四启蒙派错在倒孔反儒的反动,其全盘西化追求必然事与愿违。

   

   “全盘西化”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全方位的西化,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而倒孔反儒意味着中华文化道德的自绝自灭,如此,任何良好的文化和制度都丧失了立足之基,自由民主自然求之不得——纵然侥幸求到,也站不住。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逆淘汰。五四启蒙派昧于文化真谛、道德真理和历史真相,实属蒙昧派和蒙启派,越启越蒙。

   

   胡适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历史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全盘西化”南辕北辙式的失败,说明反儒会将一切良好制度的立足点反掉,同时凸显了儒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自由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

   

   儒家网:陈来先生最近出版了《仁学本体论》,牟钟鉴也有《新仁学构想》问世,您在2008年也写过“仁本主义大纲”,可见对“仁”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儒家圈有达成共识的趋势,同时前提也是认肯“本体”的存在,而西方自现象学革命后,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成为哲学之主流,“本体悬置”甚至“本体虚无”反成主流。如何解读这种差异,未来可能期许“仁本主义”统一世界吗?

   

   余东海:孔子集大成之后,以仁为本就成了儒家共识。孔学即仁学,即仁本主义学说。张载说“仁统天下之善”(《横渠易说》),意味着人世间一切善包括内生和外来的善,包括善意善念善言善行,都属于仁的范畴。《论语》中“一以贯之”的一,子贡说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仁。

   

   以仁为本的本,有本心、本性、本体、道体义。就宇宙而言,为本体道体;就生命而言,为本心本性。《易经》的乾元,《礼记》的太一,《尚书》的昊天上帝,宋儒的天理,指的都是道体;“十六字心传”的道心,《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性和“诚者天之道”的诚,阳明的良知,指的都是本性。

   

   儒者最高理想是成仁,个人成就圣德,政治成就王道,内圣外王同归于仁。所以,仁就是最高价值,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合乎仁,就是正道善道,正理真理;反乎仁,就是旁门左道,歪理邪说。

   

   古希腊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我说:仁是人的尺度, 仁不存在时人就不存在,就非人化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仁”而禽兽没有,庶民去仁,君子存仁;孟子又指出,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者,皆“非人也。”这“四心”就是仁性的作用,无之则非人。《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有道无道,以仁不仁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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