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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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论—兼论中华宪政

文化决定论—兼论中华宪政

   

   制度很重要。社会制度恶劣,国民素质整体上很难好起来。但是,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如果国民素质过于低劣,好制度追求不得。流氓拿不到文明的入场券。

   

   素质很重要。政治文明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即民德民智。在太愚恶的社会,别说良制良法建不起来,勉强建起来也稳不住。五四至今,中国仍然外于文明世界,礼制固然遥不可及,民主制也千难万难,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资格。但是,素质决定论也不正确,政治无道制度不良,国民素质只能每况愈下。

   

   素质与制度相互深度影响,相辅相成。从政治角度,应该强调制度重要;从社会角度,应该重视素质问题。但两者都不是决定性的。袁世凯最早发明的素质决定论和自由派始终坚持的制度决定论,都不究竟,都是一偏之见。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品质和国民素质,由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优秀,本质上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优秀。是儒家为中华提供了文化道德底盘。

   

   所谓主体文化,即主导政治、指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在写于2011-4-27的《文化决定论》中,东海指出:

   

   不同的文化对政治形态、制度模式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有什么样的主体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法家、马主义、基督教、拜上帝教、自由主义和儒家指导出来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法家不能不君主极权制,基督教及拜上帝教不能不教主专制,自由主义不能不民主制,马主义不能不党主制,儒家不能不礼制。

   

   儒家主张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可称之为“政德合一”。礼制就是“政德合一”的制度产品。在古今中外所有制度中,礼制的品质是最高的。作为中华特色的制度,礼制与儒家难分难解,具有强烈的道德性,制度本身特别优秀和道德,故对政治文化群体的德养和国民素质也有一定的基础要求。

   

   反儒的群体不可能建设礼制,反儒的社会也不可能接受礼制。我说过,好东西的追求,即需要尽心尽力,又不可超前躐等。新礼制包括新科举制的建设不是一蹴可几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也需要形成一个德智兼备的君子集团,作为主力军和主导力量。

   

   浓厚的时代性是礼制的一大特征。《礼记》说:“礼,时为大。”这个时就是与时偕宜、与时消息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所谓三代不同礼。《礼记》又说:“礼以义起”,意谓礼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而制定。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以夏礼和商礼为基础而重建新制。汉朝制度参考了周礼而又别开生面。西汉末年王莽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礼制的时代性,试图在汉朝恢复周礼。《中庸》中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生乎汉之世,反周之道,其败也宜。

   

   儒家礼制有过几次历史性大变迁:尧舜禹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实行禅让制(东海《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有详细介绍);夏商周时代变而为封建制家天下,实行嫡长制(商代是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西周始行嫡长子继承制。)秦汉以后变而为郡县制家天下,仍行嫡长制,直到清朝。

   

   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绝不会反对,而是主张予以道德提升和文化超越,在汲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新礼制。

   

   君主立宪是君主制向民主制过渡的一种模式,保留君主形式,追求民主实质。清末儒家政治文化群体曾经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可惜由于满清贵族满族主义的障碍,导致转型失败。但这也说明,当制度落后的时候,儒家具有相当积极的改良冲动。随着清朝的覆灭,君主立宪制就不再合乎中国的时宜,袁世凯复辟失败,根本原因在此。

   

   未来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中华宪政作为未来新礼制,当兼取尧舜禅让制、汉宋君主制和西式民主制的优势和精华合而为一。例如新领导人的产生,可先由文化政治群体共同荐举,次由老领导人考察同意,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付诸全民公决,通过后正式登基执政,否则另行推举。

   

   新礼制下,领导人的推举要在制度层面贯彻“选贤与能”、“王道三重”的原则。文化群体荐举,初步保证其贤德及文化合法性,政治群体荐举,初步保证其能力;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进一步考验其贤能;老领导人的考察同意,保证方针政策的一贯性;付诸民众表决,提供民意合法性。

   

   儒宪之下,四书五经和某些自由主义经典为必读必考书,官员士夫自有有相当道德和政治水平,普通民众则水平参差不齐,但多多少少经过儒家文化和“君子之德风”的熏陶,整体上不至于低劣。如果候选人实习试用期结束,民意表决通不过,说明其人必有重大缺陷,不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

   

   文化群体荐举,相当于文化队伍的一次普选;政治群体荐举,相当于政治人物的一次普选,老领导人同意(如果有的话),保证了高层的团结和政策的连续性。无论期间发生什么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这样荐举考察出来的候选人,终究有一定的德才保证。何况还有试用期,还需要民意表决通过。

   

   中华宪政可以充分吸取西式民主的优势并加以优化,具体可从四个方面体现:一通过儒家作为政治主统的导向作用,优化制度法律的品质;二通过作为第一学科的儒经的学习,优化知识群体的品质;三通过新科举考试,优化官员队伍和被选举人的品质;四通过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普及,提升广大选举人的品质。

   

   经过四重优化,中式民主可以达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境界,而西式民主不难“与能”,不易“选贤”,其公正信睦的含金量也必大为逊色。这就是中西民主的重大区别。儒家政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西式民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国民道德水平也必然因之而异。

   

   东海《中华宪政纲要》,是为新礼制建设提供的一份纲领性文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文件自2010-12写成后,一直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特附录于后,欢迎海内外有志有识之士批评指正。2014-8-20余东海于广西南宁

   首发北京之春 2014年8月25日

   

   附:中华宪政纲要

   一、指导思想

   我们所要维护的是人类的良知,人性的尊严,人民的自由;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华。

   

   仁本主义以儒家为主统,以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为辅助性文化系统,佛道为宗教辅统,自由主义为政治辅统。独尊中道,一主三辅,以仁为本,海纳百川。

   

   仁本主义强调民意和道统的合法性,坚持王道政治,追求大同理想。仁本主义认为,以儒为主融合西方文明成果是历史大趋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民主应是民意合法性最不坏的制度保障。同时,合乎民意的政权还要接受道统的导向。

   

   仁本主义承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有相当的普世性,但认为仁义礼智信是更高的普适价值,具有更高的宽容性、文明性、科学性、真理性,具有更加丰富的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

   

   仁本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上返儒家之本,在制度建设上开民主之新。反本开新,才能更好地重塑民族尊严,重造中华辉煌,重展真正的中华大国风范。

   

   仁本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儒家本体观、生命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社会、政治、科学、道德等一切实践活动,具有最高的指导性作用和纲领性意义。

   

   仁本主义以内圣学为个体建设安身立命的内宅,以外王学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大道。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中华民族还是全体人类,仁本主义都是最好的家。仁本主义以仁为人之本,所追求的是比人本主义更加辉煌的人类文明新一轮。

   

   二、基本原则

   以下仁本主义之义理,都是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谨作一简单的阐述和申明。

   

   仁本:仁,于人类为本心,是人的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于宇宙为本体,即道体。它超越物质意识而又兼具物质意识的双重信息,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它生生不息的显化和新新不已的作用。仁即《易经》之乾元、《中庸》之诚、《大学》之至善、程朱之天理、阳明之良知。

   

   仁,相当于佛教的真如和道家的太极,所证略异,所指则同。儒佛道三家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对此心体和道体的认知上。仁本主义以仁为本体、为第一性、为最高原则和信仰。仁本主义的体用关系即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现象、道与器、天与人的关系是: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全体大用。

   

   中庸:中庸之道简称中道。中,中正;庸释为用,中庸就是“用中”之意。《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又寓恒常、平常之意。常道不变,为恒常,真理不怪,为平常。中庸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和普适性。

   

   诚信:足食,足兵,民信,三者都很重要,信尤为重要,是儒家政治的基本要求。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里的诚,被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易经》的乾元、孔子的仁、《大学》的至善、程朱的天理、阳明的良知同等级别。诚信原则可与仁义、中庸并列。

   

   和谐:仁本主义可分为内圣与外王两大范畴,内圣学为个体建筑安心立命的栖居,追求的是身心的和谐;外王学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道路,追求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谐,是正己之德、利物之用和厚民之生的自然结果。

   

   利物之用是利用自然资源,厚民之生是使民众生活富足。平治天下三大事,正德第一位,利用厚生不可少,正德必须通过利用厚生去体现。利用和厚生,又离不开物质的开发和科技的进步。科学方面的格物致知开物成务,事关国计民生,也是王道题中应有之义。良知、良制与良器(发达的科技)共同成就王道政治。

   

   王道:民主政治是法治,王道政治是德治;民主政治独重民意合法性,王道政治最重道统合法性,道统合法性兼含民意和传统的合法性。政治上,天意民意不二,民意所向即是天意。王者往也,天下归往,四方所往,即民意所向。当然,这里的民意是真正的民意,是没有邪说误导、暴力恐吓的自由状态的民意。

   

   关于王道,《春秋繁露》说得最为全面:“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四方不往、民意不向则王道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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